作者：楊和平（浙江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楊嘉瑋（浙江師范大學博士生）

一個國家交響樂隊的創構和建設，既是衡量這個國家音樂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體現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還可彰顯一個國家人民音樂審美所達到的高度。回望百年前，蔡元培、蕭友梅創構了由中國人組織的第一支專業性、公開性的管弦樂隊——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管弦樂隊（以下簡稱“北大管弦樂隊”），成為百年交響樂中國創構的濫觴。百年后的今天，中國交響樂事業欣欣向榮，涌現出中國交響樂團、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上海交響樂團等一大批優秀樂團，以自己的方式展現中國風采，述說中國故事，寄托中國夢想。當下中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北大管弦樂隊創構和奠基之功。在北大管弦樂隊創建10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這段歷史，以表達尊重和懷念。

北大管弦樂隊成員合照（1923年11月攝于蕭友梅寓所）作者供圖

創構管弦樂隊的成功嘗試

1923年4月，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管弦樂隊正式成立，由蕭友梅親自擔任指揮、組織排練，并公開演出。演出曲目以西方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時期的交響樂作品為主。史料記載，北大管弦樂隊的樂器配置有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中音提琴、低音提琴、長笛、低音細管、法國銅角、木管樂器、小號等。今天看來，它尚顯簡陋、稚嫩，無法與成熟的西方交響樂團相比較；但作為第一支由中國人自己組織建立、訓練，并公開演出的專業樂隊，北大管弦樂隊無疑是具有奠基性和開創意義的。

在“交響樂”傳入我國之初，它身上一直被貼有“洋人的”“精英的”標簽，而北大管弦樂隊的創構及成功舉辦公開演出，打破了“交響樂”這一舶來物在國人心中的刻板印象，使交響樂被更多普通人接受，有效推動了中國大眾音樂審美觀念的轉變，推進了交響樂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根據蕭友梅本人的回憶，“這個樂隊從民國十二年秋到民國十六年春，曾在北京大學第二院舉行過42次管弦樂演奏會”。樂隊不僅演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等西方經典的交響樂作品，還演奏蕭友梅本人創作的管弦樂作品《哀悼進行曲》《新霓裳羽衣舞》等。北大管弦樂隊曾先后在北京大學小禮堂、中山公園、北平東華門大街電影院等公開場合演出，不僅面向音樂專業的師生及音樂家、評論家，而且面向廣大普通民眾，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為中國早期交響樂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蔡元培作者供圖

作為中國人自己創辦、自己訓練、公開演出的專業樂隊，北大管弦樂隊真正實現了中國交響樂團從無到有的歷史性跨越。以往由西方人組建的交響樂團，主要以斂集華人資產、滿足洋人娛樂需求為目的，而北大管弦樂隊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現狀。從此，中國交響樂不斷展現出自身的文化屬性和特征，在通往世界交響樂壇的道路上綻放出別樣的光彩。

提供現代管弦樂隊的建設范本

蕭友梅在樂隊創立之初曾指出，北大管弦樂隊的發展是“以養成樂學人才為宗旨，一面傳習西洋音樂（包括理論與技術），一面保存中國古樂，發揮而廣大之”為目標。這一認知與當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是異曲同工的。

北大管弦樂隊的創構，為此后中國交響樂隊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范本。北大管弦樂隊的編制已經初具雛形，為中國現代管弦樂隊的結構組織提供了可以參照的模版。

1916年蕭友梅創作了軍樂合奏《在暴風雪中前進》，這是由我國作曲家創作的第一首軍樂作品；中國管弦樂的開山之作——由蕭友梅1916年所創作的《哀悼引》改編而來的管弦樂合奏作品《哀悼進行曲》，曾于1925年3月在第19次“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大樂音樂會”上奏響，這是該樂曲在國內的首演；1923年，蕭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問世，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首原創性管弦樂作品，根據唐代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而寫成，在1923年12月第15次“大樂音樂會”上首演。在蕭友梅與北大管弦樂隊的共同努力下，中國交響樂歷史中的多個“首次”被拿下，極大地推動了中西方音樂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中國交響樂的發展。

蕭友梅作者供圖

在此后的百年間，交響樂的創作也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并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訴說著中國故事與中國夢想。自蕭友梅1916年創作《哀悼進行曲》后，先輩音樂家們便以交響樂創作為目標，創作了一部部優秀的作品，比如黃自的《懷舊》《長恨歌》，江文也的《臺灣舞曲》，馬思聰的《思鄉曲》《塞外舞曲》，賀綠汀的《晚會》《森吉德瑪》，冼星海的《第一交響曲》《第二交響曲》，丁善德的《新中國交響曲》，施詠康的《黃鶴的故事》，朱踐耳的《節日序曲》，吳祖強的《在中國大地上》等，其中不乏傳世經典。

從樂隊的演奏人員名單來看，北大管弦樂隊為中國交響樂的發展培養、挖掘了一批人才。比如中國單簧管第一人穆志清、民族音樂一代宗師劉天華等人，都曾為“國樂”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更不用說樂隊的創始人蕭友梅了。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家，創作出了一部部優秀的民族題材交響樂作品，而且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奠基人。他深諳德日等國的音樂教育理論及各項方針政策，極大地推動了國內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

交響事業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民族性格?；赝倌隁v史，我們可以說誕生于二十世紀初葉的北大管弦樂隊促進了現代音樂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展現了國人獨立學習的能力，在根本上實現了交響樂的“本土化”。作為中國早期管弦樂隊的先驅，北大管弦樂隊的成立和發展無疑是一座里程碑，為中國交響樂的創新和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和方向。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6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記者惠小勇、皮曙初、王自宸

“銅綠山考古發現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也是中國考古學新開辟的一個領域?！敝袊F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夏鼐曾經這樣評價湖北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時至今日，銅綠山遺址仍是人們認為采冶延續時間最長、采冶規模最大、采冶鏈最完整、采冶技術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礦冶遺址，被國外冶金史專家稱為“在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的奇跡”。

1984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建成開放，這是國家繼西安半坡遺址、秦始皇兵馬俑遺址之后興建的第三座遺址博物館。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發現50周年之際，博物館新館于今年6月建成開放，以更為豐富的考古資料和生動的展陳形式，向世人呈現銅綠山作為中國青銅文化奇跡、中國礦冶考古奇跡的歷史文化價值。

大冶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6月9日，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湖北文物保護宣傳展示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考古發現50周年系列活動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開幕。組圖均由新華社發 黃醒塵 攝

從“銅斧驚天下”到“神秘的腳印”

一次改寫中國青銅文明歷史的發現

“牙刷草，開紫花，哪里有銅哪里就有它?！贝合闹唬挥诤秉S石大冶市城區西南的銅綠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遍地紅莖綠葉的海州香薷生機勃勃，在風中搖曳，當地人稱銅草花，又叫牙刷草。

草木花間，一座紅銅色工棚屋頂建筑依山就勢融入礦山，室內結構形如自上而下的斜巷礦道，這就是剛剛落成的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新館。“礦道”底層，有宋、清時期的冶煉遺跡，室外北側為近現代采掘機器布置的工業景觀；新館建筑上端則與古銅礦遺址連為一體，商周時期多處采礦遺址分布其間；在其西側，還有現代采掘銅鐵礦石而形成的一個巨大露天采礦坑。

錯落起伏的景觀視野，不僅給人以獨特的藝術美感，也映照著古代中國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

2012年，也是春夏之交，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樹祥等考古工作者在銅綠山巖陰山腳撥開一片銅草花，打開一個考古探方，驚奇地發現，深埋地下竟有一片神秘的腳印痕跡。

在礦冶遺址發現古人足跡十分罕見！考古人員迅速邀來公安部痕跡鑒定專家一同現場勘查，先后共發現足印35枚，數量較多，保存狀態各異，鑒定為赤足腳印，具有年代久遠的特征，完整印痕長者有26厘米。隨機抽檢部分足印推測，其中一人身高約有1.72米，而另一人約為1.52米到1.54米。有些腳印有內側淺外側深或者橫向移位等跡象，似乎是當時正在濕地上負重前行。

考古工作者推測，這些古人腳印，正是銅綠山古銅礦的礦工們留下的。根據這些腳印，不僅可以推斷古代礦工們的高矮胖瘦等特征，還可以還原他們當時或背或挑等各種勞動場景……

礦工勞動的足跡，將人們的視線牽回到古代礦冶文明的奇觀。

大冶，其名最早源于《莊子·大宗師》，取“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之意。今天的大冶，因大冶鐵礦、大冶有色金屬公司等礦冶企業而著稱。而翻開歷史，黃巢筑爐、岳飛鑄劍、朱元璋置鐵冶所、張之洞創辦大冶鐵礦，千百年來這里銅鐵礦山開采未停、冶煉爐火不熄。李白也曾記述“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之盛況。

6月9日，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展廳展出的銅斧。

真正改寫中國古代青銅文明歷史的，是1973年，大冶銅綠山一把銅斧橫空出世，震驚天下！

當時，大冶有色金屬公司銅綠山銅鐵礦企工人在銅綠山露天剝離和采挖過程中，先后發現冶煉渣、銅斧等物品，此外，還發現古坑木、古坑道等遺跡，似乎是一片當地人稱為“老窿”的古礦井。有的古坑木被當地老百姓撿回，當作生火做飯的極好燃料。此后，湖北省博物館還從當地居民手中征集了一件最大銅斧，重達16.3公斤，被譽為“中國第一斧”！

這些發現引起礦山負責人的注意，他們將其中一把重3.5公斤的銅斧郵寄至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并函告現場情況。中國歷史博物館立即回電“保留現場”。幾天后，來自北京和武漢的專家抵達銅綠山，經過一周的考古調查，初步認定這里是一處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型采礦遺址。

一個沉埋二千余年的古代礦坑被認知，從而重見天日。

1974年至1985年，國家文物局組織專業人員，對銅綠山礦山生產區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南北長約2公里，東西寬約1公里，包括銅綠山、大巖陰山、小巖陰山等12個礦體進行考古調查發掘，進而開展“考古大會戰”，先后發現商周、漢唐時期采礦豎井和盲井231個，平巷和斜巷100多條，東周時期鼓風冶銅爐12座，宋代炒銅爐17座。推測古代采礦井巷總長度8000多米，冶煉爐渣達40萬噸以上，冶煉紅銅達8萬至12萬噸，其規模之宏大、采冶技術之高超舉世矚目。主要開采時間從3500年前商代中期一直到西漢時期，延續一千多年。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首次發現，使整個世界為之驚詫。1980年6月，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學術討論會上，夏鼐先生宣讀題為《銅綠山古銅礦的發掘》論文，向世界宣告，我國商周時代青銅器鑄造業與采礦、冶煉業已經分工進行。國際考古學、冶金史等方面專家紛紛來到銅綠山，目睹“難得一見的古代礦冶遺物”。

大冶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展廳內，游客駐足觀看銅斧。

一團困擾考古學界多年的歷史迷霧，也終于被銅綠山銅斧撥開，被爐火映紅！

著名考古學家殷瑋璋說，早在1928年發現安陽殷墟遺址之后，中國考古人就面臨一個困惑：殷商時期如此數量龐大的青銅器是由何人制造，銅料來自何方？考古工作者曾經尋找了很久，卻一直沒有結果。

重達875公斤的司（后）母戊大方鼎、氣勢磅礴的曾侯乙編鐘、精美絕倫的越王勾踐劍……古代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青銅文化奇跡。但是因為缺乏考古證據，一些學者提出中國青銅文化“外來說”。有人甚至斷言：“如果中國不產青銅，那中國的青銅器也應該是舶來品?！?/p>

陳樹祥說，直到發現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長期讓人困惑的青銅鑄器用料來源問題才豁然霧解。

2012年發現的礦工腳印，再次引起轟動，古銅礦考古不僅“見物”，而且“見人”。在陳樹祥帶領下，銅綠山第二輪考古發掘一直持續到2018年。循著遠古足印，他們在四方塘遺址區發現258座墓葬。根據隨葬器物分析，墓主人大多為古代礦工和礦山管理者，主要是春秋戰國時期楚人或歸附楚國楊越人的墓葬，另有13座西周時期墓葬，兩座商代墓葬，還有一座隨葬器物反映出夏代特征。由此，銅綠山采礦歷史或可上溯至夏代。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指出：“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中國青銅文化是一部完整獨立的發展史，彰顯其在人類冶金史、科技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p>

1982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榮列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

兩千多年前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

一部詮釋古代中國創造能力的實典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的核心，現場展示一處井巷縱橫交錯、密如蛛網的“地下迷宮”。這便是考古發現銅綠山古銅礦7號礦體1號采礦點的原址。為了原地保護和展示，早在1984年，就建起這座長36米、寬30米的展覽大廳。置身展廳回廊，俯身看去，只見腳下由黃土、木架構筑的“迷宮”錯綜盤亙，豎井、斜井、平巷、盲井層層疊壓，排水巷道和木制水槽蜿蜒其間，清晰地展示了古代先民運用木架支護開拓井巷、采掘礦石的情景。

1號“老窿”主要是春秋時期地下采礦場，有的早到西周，距今超過2500年。在木制榫卯框架支護下至今仍保存完好，有些井巷變形較小，甚至可以容人爬身進入。

湖北省博物館原副館長王勁是銅綠山第一任考古發掘領隊，業界稱她為中國礦冶考古第一人。她曾指出，銅綠山讓我們解讀了一部古代采礦技術的發展史。“從采掘地面露天銅礦開始，在追尋礦脈開采中，開創了鑿井、拓巷向地下開采，在井下采掘中不斷創新采礦技術，由開采地下淺層礦體，追逐至深層礦層的采掘，全憑人工勞作竟把井巷的開鑿延到了距地表60余米，的確是讓人震驚的深度?！?/p>

深井采掘既要實現井巷的開拓，又要保證礦井的安全，還要解決追蹤礦脈、井巷通風、排水、照明以及運輸提升等一系列技術難題。博物館工作人員李妹講解道，為保證安全，古代礦工發明和發展了一整套木構支護技術，從地表至地下鑿豎井，井底鑿平巷，巷底鑿盲井，最終實現上下連貫，井巷相通。

為實現通風，古代礦工們在井下修建風墻，利用井口高低氣壓差，實現自然通風。但是，隨著礦井越來越深，巷道越來越多，完全靠自然通風還不夠。這時，他們又發明了“燃燒對流法”?？脊湃藛T在一部分豎井的底部，發現大量灰燼和殘留的枯竹簽（條）。原來，礦工們封堵廢巷口，在一側井底使用枯竹簽（條）生火，使井巷內污濁空氣受熱膨脹，比重減輕，形成強大的熱氣流，沿豎井向上流動排出井外，而新鮮冷空氣則從另一邊的井巷進入，形成流動氣場。

為了方便井巷照明，盡量減少井巷煙霧導致生產者窒息，礦工們選擇燃點低、濃煙少的竹子削片浸油后，扎成火把；為防范地下水，工匠們用木頭制成水槽、在廢棄平巷底部挖出水溝，引導地下水匯聚，再用木桶把積水吊出去；他們還使用了中國最早的提升機械木絞車，在豎井中提升礦石、積水等物質……古代工匠們用聰明才智解決了地下深井一個個關鍵性技術難題。

“銅綠山最深的礦坑遺址有60多米，但未在礦坑中發現人體尸骸，這說明，礦坑內沒有發生過大規模地下安全事故?！标悩湎檎J為，這足以說明地下礦坑的安全性比較高。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之偉大，不僅因為它是中華民族青銅文明的標志性象征，更因遺存上展現出的高超采冶技術，為人類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作出的突出貢獻?！焙笔∥奈锞衷本珠L吳宏堂說，走進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古人找礦有方、采礦有道、煉銅有術的智慧體現得淋漓盡致。

6月9日，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展廳展出的冶銅煉爐。

在博物館新館“煉銅有方”展廳里，一件特殊的“國寶”引人駐足：看來只是黃泥筑起的一座土爐灶，卻凝聚著古代礦冶工匠們的智慧。熊熊爐火中，礦石熔煉為銅錠，成為青銅器鑄造的主要原料。這是銅綠山遺址發掘的6號煉銅豎爐。

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考古人員共清理出16座冶銅煉爐。他們結構基本相同，由爐身、爐缸和爐基組成。保存完好的6號豎爐，復原高度為1.6米，爐缸為橢圓形，缸底有“火溝”（防潮溝），爐缸前設有“金門”（排渣、出銅口），爐缸兩側有“鼓風口”，整體上已經基本符合現代鼓風爐的構造。

春秋早期就發明和使用鼓風爐煉銅，這不僅在中國是首次發現，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對銅綠山礦區的考古調查發現，50多處冶煉遺址上堆積著厚厚的爐渣，有的高度竟達3米，推算礦區古爐渣約40萬噸，煉出的粗銅在8萬到12萬噸。令人稱奇的是，這些古爐渣平均含銅只有0.7%，而含鐵卻高達30%—55%。銅綠山礦料是銅鐵共生礦，冶煉的過程也就是將銅和鐵分離的過程。銅的熔點在1200攝氏度左右，鐵的熔點在1400攝氏度左右，二三千年前，工匠們已經能夠恰到好處地控制爐溫，使礦石中的銅高純度地熔煉出來。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還發現一些銅餅，是古煉爐出產的銅錠，其含銅量超過93%，遙遙領先于當時世界。

為了驗證這一結論，考古工作者曾經專門仿制了兩座豎爐進行模擬實驗。實驗結果表明，這種煉銅爐不僅可以持續冶煉，只要煉爐不壞，備足冶煉材料，便能日復一日地進行，而且冶煉出的粗銅，銅含量達到94%—97%，爐渣平均含銅0.8%，與考古發掘結果基本一致。

銅綠山堪稱一個兩千多年前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已故湖北省博物館原館長譚維四曾指出：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就是一部立體式的冶金史百科全書。他說：“當人類歷史進入青銅時代后，銅礦的開采、銅的冶煉、青銅器鑄造的水平，是其社會生產與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銅綠山古銅礦的考古發掘表明，其采礦、冶銅工藝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處于當時世界的前列。”

從楚莊王“問鼎”到曾侯乙編鐘

一把破解長江流域文明進程的密鑰

現代地質勘探資料表明，我國銅、錫、鉛礦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西南的云南等地，尤其長江中下游是一條蘊藏豐富的銅礦帶。

考古發現表明，除了大冶銅綠山遺址之外，長江中游還密集分布有湖北陽新港下村遺址、江西瑞昌銅嶺遺址、安徽南部銅陵-南陵遺址群等古代銅礦遺址。可見，早在商周時期，一條十分重要的銅礦開采和冶煉帶沿江布局，因資源稟賦而生，又因長江、漢水等交通要道而興。

武漢黃陂盤龍城遺址是商代早中期重要城址。走進盤龍城遺址，青銅圓腹大圓鼎、雕花鉞形器等精美青銅器向世人展示早商時期青銅文化的異彩紛呈。作為長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晰、遺跡最豐富的商代城址，這里不同等級貴族墓葬出土鼎、甗、鬲、斝、爵、觚等青銅器共計300多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聯合相關科研單位采用鉛同位素技術，對盤龍城出土部分青銅器樣品與大冶銅綠山古礦區和瑞昌銅嶺古礦區出土礦料檢測數據進行對比，顯示盤龍城青銅器的鑄器銅料分別來源于銅綠山和銅嶺。學者認為，盤龍城是商王朝在長江流域設置的重要城邑，其作用就是掌控長江中游一帶銅礦資源。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于武漢市黃陂區的魯臺山郭元咀遺址，發現商代晚期鑄銅遺址，僅用于鑄銅的人工臺地面積就達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見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一處商代鑄銅遺址。經檢測分析，其銅料分別來自贛東北、鄂東南及銅綠山。在商代，長江中游銅業已實現從開采、冶煉到鑄造、運輸的“全產業鏈”發展。

大冶銅斧。新華社資料片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時代，銅是生產兵器、禮樂器及貴族生活用具的重要戰略資源，銅資源是財富的象征，也是軍事實力的表現。從地理位置來看，商人南下獲取大冶、瑞昌一帶的銅礦資源，并以盤龍城、郭元咀作為中轉站、加工地，可以說是最佳選擇。

周滅商以后，繼續加強對南方銅礦的控制，保障銅料源源不斷流向中原。史料記載，僅西周至春秋早期三百多年間，南土楚國、鄂國、百越集團、東夷、南淮夷先后發生數起反叛周人的大事件，對銅礦資源爭奪十分激烈。

《史記·楚世家》載：“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薄岸酢?，有學者認為即今鄂州一帶，其領地包括今大冶銅綠山。從而說明楚國在西周晚期曾一度控制銅綠山一帶的銅礦資源。

著名楚史專家張正明曾表示：“楚國若沒有銅綠山，就沒有楚文化?！睔v史學家徐中舒在《論巴蜀文化》一文寫道：“春秋戰國時代，90%以上的銅皆產于楚國?！必S富銅料為楚國問鼎中原奠定了基礎。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兵臨洛水，向周王使臣王孫滿問鼎之大小輕重，放言“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楚莊王如此耀武揚威，其底氣當是來自對軍事經濟實力的高度自信。

無獨有偶，在楚國的旁邊，還藏著一個不顯山露水卻貴氣十足的諸侯國，這就是曾國?？脊虐l現，自西周早期直至戰國中期，曾國一直保持著對青銅禮器和青銅樂器的特別鐘愛，尤其到戰國早期曾侯乙之時，曾侯乙編鐘、曾侯乙尊盤等青銅器展現出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巔峰技藝。

銅綠山遺址博物館新館陳列了一套曾侯乙編鐘復制件，這也是迄今為止經文物部門批準制造的第七套曾侯乙編鐘復制件，它向參觀者述說著曾侯乙編鐘的銅料來源故事。

曾國何以也能源源不斷獲得銅綠山等礦山的銅料供給？一些研究者認為，曾國作為西周初年的分封諸侯，擔負的職責就是“鎮撫淮夷”，扼守由長江中游通往中原地區的交通要道——隨棗走廊，也就是銅礦資源的運輸之路，考古學上稱為“金道錫行”。

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介紹，湖北京山蘇家壟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銅壺上，有銘文記載“克狄淮夷，抑燮繁陽，金道錫行，且既卑方”。周王分封曾國，就是讓其駐守此“金道錫行”。而曾國成為楚國的附庸之后，承擔輔佐楚王掌管“金道錫行”之職，并充當了楚國與中原銅資源的“中間商”。

正因為如此，直至戰國中期，曾國一直在楚國之側保持著富有而繁榮的發展狀況。特別是對曾國的考古發掘，將我們帶入一個璀璨的青銅文化的“高科技時代”。

有學者推算，著名的曾侯乙編鐘用銅總重量2.5噸，以銅綠山出產的銅料，至少可以鑄造4萬套編鐘。夏鼐指出：“從銅綠山獲得的豐富資料，說明楚國在銅礦的開采和冶煉方面已達到較高水平，從而對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具，總產量達到十噸之多的驚人數字，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p>

舍棄十幾億也要“原地保護”

一場保護利用歷史文化遺產的交鋒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作為長江流域青銅文化之源，承載的科學信息、歷史記憶、文化精神和社會認同不言而喻。與此同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所在地為銅綠山銅鐵礦核心生產區的“狀元礦”，其經濟價值同樣十分可觀。

遺址在采礦過程中發現，現代銅鐵開采與古老銅礦遺址孰輕孰重？一場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采礦發展的交鋒由此產生。

1971年開始現代機械化開采的銅綠山礦，在最初幾年的露天剝離過程中，不斷發現古代采礦遺跡和遺物，大量古礦井支護木甚至被附近村民紛紛拾去當作柴火。這令考古工作者一直引以為憾。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發現后，各級政府都非常重視，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

1980年2月和1981年4月，國家文物局、原冶金部和湖北省文化局聯合在黃石市先后兩次召開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座談會，會議紀要確定將有代表性的銅綠山7號礦體（俗稱大巖陰山）古銅礦遺址永久保存，不再露天開采，保護范圍約5.5萬平方米。1984年，在銅綠山7號礦體古遺址上建成了我國首個礦冶遺址博物館，進行專門保護并對外開放，供游客參觀學習。

但是，保護與發展的矛盾交鋒一直激烈進行。由于遺址博物館坐落于7號礦體上，原地將保留銅礦石139萬噸、鐵礦石64萬噸。為爭取對礦體進行開采，1983年，有關方面提出對古礦井發掘后進行異地保護的方案，將2000平方米的采礦遺存向東搬遷400米，進行異地拼裝保護。

圍繞“原地保護”還是“搬遷保護”的論戰持續了長達8年時間。1990年7月，國務院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問題。1991年8月，國務院宣布將銅綠山7號礦體的古銅礦遺址進行原地保護。八年論爭，終于一錘定音！

國家舍棄了價值十幾億元的資源不開采，這在世界文物保護史上也是少見的。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德勤稱，銅綠山創造了“中國大型文化遺址保護的典范”。

大冶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展廳內，游客駐足觀看銅斧。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論證，實質是中華文化遺產保護與國有資產取舍、文物保護長遠利益與眼前經濟利益在觀念上的一次大博弈。”陳樹祥說，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有穿越時空的永恒價值，歷時多年的論證，也為中國文物遺產如何保護探索了一條科學保護之路。

1994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然而，遺憾的是，由于保護管理職責不明，一些企業及個人違法越界采礦或盜采7號礦體，導致遺址本體和環境遭受嚴重破壞。采礦、放炮、滑坡、地質裂縫……嚴重威脅到遺址安全。2006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從候選了十多年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中撤了下來。2007年7月，遺址博物館也因出現地表開裂等嚴重險情而不得不閉館整頓。

歷史教訓十分深刻。2009年，經文物主管部門批準，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劃歸大冶市政府管理。為此，當地成立了大冶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管理委員會，并大力推進銅綠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

2012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規劃》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通過，湖北省政府批復同意實施，銅綠山保護范圍由原來的5萬多平方米擴大到555.7萬平方米。當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第二次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翌年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項目。

露天開采徹底結束，保護區面積擴大100倍，第二輪搶救性考古發掘全面展開……銅綠山古銅礦遺產迎來了“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

今年6月，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新館正式建成開放，館藏萬件文物標本，新增展陳面積1.2萬平方米，室外展示區域超14萬平方米，“銅山有寶”“找礦有方”“采礦有道”“煉銅有術”“青銅有源”五個方面主題，集中展示了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發現、發掘、保護的全過程。

新館室外考古發掘遺跡采取室內現場展示、模擬展示和標志性展示。此外，對考古遺址公園現存的礦山、礦石、泉塘和喜銅植物進行修復展示，并增添了研學設施，使公園內各類礦冶景觀達到20多處，基本實現了“移步有景觀，處處有故事”。這處考古遺址公園全方位展示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在人類冶金史、科技史、文明史上的突出貢獻，闡釋出先民們篳路藍縷的奮斗精神、堅忍不拔的開拓精神和獨具匠心的創新精神，傳承青銅文明繼往開來的時代精神。

目前，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已被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規劃、第二批國家工業遺產名單，大遺址保護利用還在逐步推進。專家認為，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在中國乃至世界礦冶史上都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科學價值，應當積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讓更多人參與到保護利用歷史文化遺產的活動之中，持續擦亮、打響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品牌。

來源：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