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57屆校友孫崇濤老先生授權，本公眾號將對由孫老所撰寫的《戲緣——孫崇濤自述》進行連載。孫老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戲曲史家和戲曲理論家，此書以孫老自己的親歷親聞，細致又生動地描繪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孫老與戲的故事。

省城戲緣

沈園、目連戲與魯迅故家

1960年冬，“八字方針”貫徹初見成效。工廠、農村整頓生產，學校強調教學、科研，社會風氣逐漸發生轉變。下鄉之前，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兼任的林校長在動員大會上曾言：立場轉變是根本轉變，中文系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培養工農兵感情，其他都不重要。下鄉鍛煉不需要帶任何專業圖書，帶一套《毛選》就足夠。到了此時，學校忽又強調起專業學習的重要，指示下鄉鍛煉的師生要同專業學習與“科研”相結合。

這時我們仍逗留在紹興鄉下，我跟紹興的情緣還在繼續。

冬天農閑，田坂里很少農活。根據上頭指示，大家紛紛在考慮、議論如何“科研”。一致的看法是，必需根據身在紹興的有利條件，選擇“科研”攻關項目。有的同學打算收集紹興“大躍進”民歌，有的決定整理紹興民間傳說故事，有的要研究魯迅。有同學對我建議：“你是我們古典文學科代表，大詩人陸游是紹興名人，干脆你就研究‘陸游與紹興’吧。”

這個建議叫我動心。于是，我向生產隊請了一天假，起一大早，去了一趟紹興城。先去尋訪陸游故里所在地吼山，希望在那兒找到故里遺址，更希望能收集到當地有關陸游的口頭材料 。

吼山怪石嶙峋

吼山在紹興城東郊，以怪石嶙峋見稱，要走很長路才能到達。現在是全國旅游城市紹興重要景點的吼山，想來那里一定非常熱絡，那時候卻是一片荒涼。嶙峋的怪石，愈發顯示此地罕有人跡的原始般的孤寂，叫人見了心生寒氣。我心想，陸游祖居于此，真是太孤獨、太冷清了。

結果非常使人失望，問了當地許多人，都說沒聽說過陸游這名字。有個人還反問我：“陸游是什么菩薩？你尋他的廟做什么？”叫人哭笑不得。沒有任何收獲，我只好趕緊離開吼山。

想到陸游跟他表妹唐琬的愛情、婚姻悲劇，是陸游在紹興最為凄美的一段經歷，也是千古人人樂道的故事。貫穿這個故事中心的傷心地“沈園”，就在紹興城內，不能不去。

自吼山返回紹興城，日已偏西，我匆匆地找到了“沈園”。門口沒人看守，隨便可以入內參觀。一間并不太大的庭院，帶著一圈也并不太大的園子和一潭半枯荷池，絕不見史料中所寫占地數十畝、“池臺極盛”的氣象。園子里有些舊亭榭和花草樹木，時逢初冬，殘枝敗葉，一派凄涼。荷池內散落著幾支枯枝干葉，盡顯蕭索。沈園端的是“非復舊池臺”、“柳老不吹綿”的光景，絕非今日經過修繕的“沈園”風光可比。

現今“沈園”風光

庭院屋子倒被收拾得整潔，墻上掛有幾幅書法行家書寫的陸、唐《釵頭鳳》詞、陸游《沈園》二首、《夢游沈家園》等詩文，顯然出自管理部門的打理。

參觀者只有我一人，看房子的老者，帶著好奇的目光，打量我這個踏著夕陽進來的匆匆來客。彼此淡然，不曾交談，好像這已經成了這里的習慣。千古佳話現場，變得如此沉寂和淡漠，令人感慨。

我顧不上發思古之幽情，想到要趕路回去，在沈園逗留片刻，即匆匆離開。怎么走回湖塘，已記不起來。只記得回到馬燦家，已是夜間，敲了門，由馬燦母親開的門。我對她說：“真對不起，吵了您和小弟了。”順手把紹興城里買的兩塊白甜糕塞給她，說是送給小弟吃的。“小弟”是馬燦弟弟，由他母親陪著睡覺，白天有時我會逗著他玩。“小弟”五六歲，馬燦二十來歲，母親大約三十七八歲，三人年齡間隔如此不合常規，常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城里回來之后，我一直在想“陸游與紹興”這題目，就連“掇飯”功夫也在思索。思來索去，都感到這個題目“科研”不了。那時候，做陸游題目，主題必需圍繞“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發掘陸游創作的“現實主義”、“人民性”、“戰斗性”才行。

固然，陸游閑居山陰的創作里，曾有“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書憤》）的壯志難酬哀傷，“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迎涼有感》）的憂國憂民感懷，“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十月四日風雨大作》）的盡忠報國心志，但要說到陸游與紹興的瓜葛，“沈園”情事以及相關的陸游諸多創作，則是沒法繞開的話題。涉及愛國詩人男女愛情，當時避之猶恐不及，主動去觸這個“禁區”，豈不自找麻煩？如果硬要把“沈園”話題引進“封建婚姻制度罪惡”的論題，這跟陸游“愛國”、“人民性”又有何干？弄不好，還會落入陸游向封建禮教妥協的泥潭，給偉大詩人臉上抹黑。

思來想去，我決定放棄陸游，遠離“沈園”，另辟蹊徑。長年的愛好，使我又想到戲曲上頭。回憶起不久前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1956）期間，報刊陸續刊載有關魯迅與紹興戲曲的一些文章，比如《人民日報》連載徐淦《魯迅先生和紹興戲》，唐弢發表于《文藝月報》的《魯迅與戲劇藝術》等文，又聯想到魯迅《朝花夕拾》、《且介亭雜文》等書里寫到的“無常”、“女吊”以及魯迅對紹興目連戲的稱贊，使我眼前豁然一亮。嗬，這不是現成的“科研”好題目嗎？而且現在身在紹興，所在的湖塘，又離目連戲流行中心不遠，真是天助我也！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要搞紹興目連戲研究，并打算從所在的農村調查做起。

我找同班同學徐志行一起合作。徐志行為人厚道、隨和，平日跟我很講得很來。——大學畢業后數十年間，他都在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我們曾保持過時間相當久的聯絡——徐志行很痛快地答應了。

于是，1960年11月10日和17日，我與徐志行兩次出行，到附近農村調研紹興目連戲。

第一回去離湖塘村大約二三十里地的柯橋公社秋湖管理區秋湖生產隊，在那兒找到業余演過目連戲的兩位農民陳仁友（時年71歲）和陳阿根（時年51歲）。對于我倆到來，兩位先是驚嚇，繼而釋然，進而高興。驚嚇是誤把我們當做是來“清算”他們演過“鬼戲”罪行的干部，當聽說我倆是專來向他們“請教”的大學生，是他們演目連戲的“知音”，他們就興高采烈起來，滔滔不絕地告訴了我們以下這些情形。

1949年后，廟會不再紅火，演目連戲被認作是封建迷信活動，演過三回后，再也不演了。目連戲在世藝人，現只剩下五六人，除他兩人務農外，其他幾位在各地做工。一位叫陳新友，外號“流利”（音），是目連戲的最后“班長”，即業余藝人召集人，現年60多，在紹興城里干修配自行車。新友的兩個兒子長壽和長林，也曾隨父親一起演過目連戲，現在柯橋鐵工廠做工。另有一位也叫“阿根”的，在城里某化肥廠做工。

紹興目連戲腳色行當，有所謂“十三先生五武場”之說。“十三先生”指十三個主要前場腳色行當，即：四花臉、四白臉、四小旦和老旦；“五武場”指五個專門擔任武打的腳色，目連戲班里叫“跌打”。這跟明人張岱《陶庵夢憶》記旌陽戲子搬演紹興目連戲“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講法正好相符，只是沒有明人的規模。目連戲大門類腳色中，再細分行當，如“四花臉”，即分為大花臉、二花臉、三花臉、小花臉四種行當。

陳仁友說，他是唱花臉的，花臉門類中的各種行當都能演。他沒有專門跟人學過戲，目連戲是因小時候經常劃船去看，看多了就會了。26歲開始登臺。陳阿根是他帶出的徒弟，由于年齡較輕，看得少，只會二花臉。陳新友和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在化肥廠做工的阿根，全是“武場”。還說，到他們這個年代，130多出的目連戲已沒法唱全，頂多也只能唱其中70多出。看來紹興目連戲的衰落和逐漸失傳，并非始于1949年之后。

我們請陳仁友唱一唱目連戲的曲子，他唱了一段《下山》，說這是目連戲的“基本調”。曲調聽起來很單調。可怪的是，每一唱句都帶“南無彌陀”的句尾，就像唱佛經。我想，紹興目連戲所唱的“調腔”，是新昌高腔，這句尾添加上去的“南無彌陀”，當是后場“幫腔”，是高腔演唱的常用句式。可惜我們當時沒有錄音設備，沒把這最接近紹興目連戲原生形態的唱調及時記錄下來，真是遺憾。

“班長”陳新友，后來在我抽調到紹興魯迅故居見習期間，在“勝利路”一間自行車修理鋪中也曾找到他。他正蹲在地上套車輪，見我時，不歇手，也不站起，對我的問話，顧左右而言他，很不熱情。或許他對我的調查舉動有所誤會，說不準心里還在咒我：都什么年月了，還來打聽人家早就洗手不干的活。這大學生沒事找事，吃飽了撐的！見此情狀，我知趣地趕快離開，沒有任何收獲。

第二回，我倆去了紹興目連戲另一個流行中心地阮社。主要目的是按照老藝人提供的線索，想到那兒尋找目連戲的舞臺腳本和鐫刻有全部目連戲120多出出目的戲臺石碑。

阮社陸友法老先生，原是中學教員，識文斷字，曉得目連戲價值，曾借用當地藝人演出腳本，精心抄寫了一部。這是我們了解到的當時最接近舞臺腳本原貌的紹興目連戲全抄本。

當我們找到陸老先生時，他說：“你們來晚了，半年前我已把它賣給舊貨攤了。”不知是事實，還是不愿出示的借口，抑或別有隱情——在反封建迷信，反厚古薄今，張口要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年代，讀書人個個活得顫顫兢兢，陸老先生拿不出“鬼戲”抄本的任何理由，都可以諒解。但愿“陸抄本”依然存世，并有重見天日、公之于眾的機會。1958年收入《浙江省戲曲傳統劇目匯編》（內部資料，第76-79集，油印本，計8本108出）的紹興《救母記》，還不算是十分齊全的腳本。至于1962年收入同書“紹劇”第8集的鉛印本（112出），則是“大班”紹劇本子，該另當別論。

陳仁友還曾提供說，目連戲的曲本，留世的只有一本，保留在阮社“五侯大橋官塘張木新”（據語音筆錄）兒子處。當天我倆已沒有時間再去探訪，希望改日再去找他。

在傍晚回來的路上，我倆經過阮社“前廟”，很僥幸地找到砌嵌在廟臺正中磚屏下方的一塊長方青石板，上頭刻有目連戲的全部出目。原來這塊戲臺石碑不是大家傳說的早在兩三年前已經損壞，而是還相當完整的被保留。粗略地數了數，確實120多出。久經歲月了，文字有點模糊，加之天黑沒有照明，看不清。這是我倆這天出去最重要的收獲，打算另擇時間，再過來謄錄。

外出調查回來后，我都根據記憶做了筆錄，現仍保留。筆錄的日期，分別是1960年11月13日和17日。在國家極度困難、社會物資極度貧乏的年代，我一個貧困大學生，連像樣的紙筆也買不起，寫字墨水是用幾分錢買的藍粉沖泡而成。這份筆畫粗疏、字跡模糊褪色，現在很難辨認的筆錄，是那年代的見證，見到它，會把我的思緒帶回那個艱難的歲月——

很難辨認的紹興目連戲調查筆錄是那艱難歲月的見證

我的調查筆記，內容整理為四大塊：一、目連戲的流行；二、目連戲的角色與演出；三、目連戲的遺跡；四、采訪補充材料。現在看來，真是粗淺和幼稚。

調查紹興目連戲的原出發點，是為了印證魯迅著作所論，是尋找魯迅精神的一種依據。由于長年對戲曲藝術的愛好和感受，使我把調查的興趣點，全都放在目連戲的藝術本體上，竟然一點兒也不曾想起研究魯迅。好像冥冥中的注定，我的將來擇業目標，只能在研究戲曲上頭，而跟研究魯迅無緣。

時過30多年后，研究宗教戲劇被海內外學術界人士抬到嚇人的地位，目連戲研究成了趨之若鶩的熱鬧命題，學者憑其揚名，學子憑其進階，“文化論者”洋洋灑灑發表高見。每當我想起自己曾經作為一名很不起眼的大學生，為了交差學校“科研”任務，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不敢說最早、也該說很早就闖進這個“學術領域”，心里常常會偷著樂。

正當我和徐志行準備把紹興目連戲調查繼續進行下去的時候，團部忽然指示，要抽調部分師生去紹興文化部門見習。這跟國家形勢發生轉變有關。1960年底，奮發圖強，狠抓生產，強調業務，提倡勤學，已成為時代強音。在湖塘“三同”的師生，被抽調了兩撥人，到紹興城里報社和魯迅故居去見習。我被抽中去魯迅故居，真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去魯迅故居的師生一共五人，具體任務，分工如下：我與教我們現代文學的王榮初老師為一組，編著一本介紹魯迅故家遺跡的小冊子；顧志興和倪振庭兩同學為一組，整理有關魯迅故家的文獻史料；李燦華同學獨當一面，專門負責登錄魯迅故家和魯迅生前文物。

五人中，李燦華是中共黨員。大概魯迅故居認為他政治上最紅、最可靠，所以讓他去擔當這個“機要”重任。我們常常懷著好奇和敬慕，向李燦華“偵探”他在那間像大保險箱似的鐵皮屋子里究竟見到哪些寶物。

李燦華向大家悄悄透露：全是同魯迅有關的文物原件。說三味書屋除刻“早”字的桌子是原物外，其他字畫等，都是復制品，原件都在這間“鐵屋子”里藏著。還有很多別的魯迅故家舊物，魯迅用過的衣物，比如魯迅穿過的長衫、使過的“司的克”（手杖），等等。在魯迅地位比孔夫子還要“圣人”的年代，能夠天天觸摸“圣人”遺澤，這是多么造化，多么幸運。大家對李燦華羨慕得不得了。

我的機遇其實也不錯。我在《家鄉戲緣》里，曾寫到自己跟隨魯迅家傭人王鶴照老人一起外出訪親問友，并且還同他一道沿著魯迅《社戲》所寫水路，重溫“迅哥”去“趙莊”看水臺戲的經歷。這里再補充一點其他見聞。

我的工作任務，決定我同王鶴照老人會有更多的接觸。在魯迅故居，王鶴照老人年齡最長，見聞也最多。他從1901年13歲到周家做小仆起，在周家足足呆了30來年，跟魯迅母親周老太太、魯迅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魯迅本人，都有過接觸，并且還接受過周老太太的認字教育，目睹魯迅的結婚實況。新中國建立后，他被聘為魯迅紀念館講解員。他比魯迅僅小六七歲，跟我見面時，已年逾古稀，但人仍很精神，是個老少年，精力過人，能說會道。

在擔任故居講解員時，王鶴照常會把歷史故實“演義”成生動的現場，說得活龍活現。他帶我參觀魯迅故家新、老臺門、左鄰右舍，還有三味書屋、百草園等魯迅小時讀書、玩耍的場所時，常常會“復制”當年發生的各種情景。其中不少是加進了他自己的想象成分。比如他模仿“豆腐西施”在店里打坐的嬌滴模樣，形容在新臺門堂屋閏土向“大先生”迅哥打拱喊“老爺”的情景等，將小說描寫和實際生活混作一談，我聽后只能報之一笑。

最令老人感到體面的記憶，是他曾經用背馱過“大先生”的經歷。他說，一天突然下起大雨，新臺門天井積滿了雨水，正好“大先生”外頭歸來，過不了天井，他就把他馱進了屋子。這番“親密接觸”，令老人光榮了一輩子，也激動了一輩子。

紹興魯迅故居“新臺門”天井

“閏土”（章運水）的孫子、“水生”（章啟生）的兒子章貴，跟我們師生一起都住在紀念館陳列室后頭的房子里，有時會碰面。這幢被魯迅稱作“朱文公子孫”住過的洋式房子，原是地主朱閬仙的舊宅，有相當的規模。除中堂改做紀念館陳列室外，后頭還有許多房間，可供多人居住和辦公。

印象中，章貴是個比我大不了多少的青年，長得很壯實，四方八面的臉孔，細條眼睛，笑起來很親切。可能我們之間隔著一層文化程度的溝壑，見面時，只是彼此友好地笑笑，打個招呼，很少深入交談。

據人告知，章家世代居住在離紹興城30公里外的杜浦村，章貴原來大字不識一個，新中國初期，為招他進魯迅紀念館，讓他到速成班掃盲。他11歲進紀念館后，又在職工夜校繼續補習讀書。章貴很爭氣，通過自己短短幾年努力，不僅學會認字、看書，而且還能動筆寫文章，在報刊上陸續發表有關他的長輩與周家交往的回憶記錄。他與魯迅公子周海嬰交誼頗深。從他曾祖父算起，周、章兩家四代，門第懸殊，卻世交百年，也算是世道罕聞、文壇佳話了。章貴后來升任魯迅紀念館副館長，擔任魯迅研究會理事，長年堅持研究魯迅和寫作，想來現在該是一位“文化老人”了。

紀念館有位年輕負責人叫張能耿，年紀跟章貴差不多，也才20多歲，據說還兼任紹興縣共青團書記。他很早在家鄉諸暨參加工作，解放初調任紹興，參加魯迅紀念館籌建后，就留在了紀念館。

跟章貴的憨實個性不同，張能耿充滿朝氣，比較活躍、健談，跟我們學生很快談得攏。他熱心收集當地有關魯迅的口頭資料，長年筆耕不輟。在我們到紀念館之前，他已出版過《魯迅親友談魯迅》（東海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一書。又是館長，又是作家，又是縣團委書記，我們感到這年輕人很能干，有兩下子。

在魯迅故居，我還時常見到一些外頭來找資料、借書或采訪的魯迅研究者。見到次數最多的要數周芾棠。細長個子，腰桿堅直，冬天愛戴一頂翻毛皮帽，把個子戳得更加細長。他長年全身心在收集、記錄、整理同魯迅有關的各種鄉土資料和傳聞，寫了不少文章。還根據王鶴照老人口述，整理成《回憶在魯迅先生家中三十年》，給研究魯迅故家歷史留下寶貴的文獻資料。他出入紀念館，習慣用胳肢窩夾著舊報紙裹的書籍資料，走起路來腳下生風。見他這樣為魯迅在勤快奔忙，又姓周、紹興人，我一直認定他該是魯迅同族中的一位后人。

我和王榮初老師的寫作任務，趕在魯迅故居見習結束之前完成。記不清離開故居的具體日期，我保留的兩冊書稿初稿筆記本，封面上注有抄錄日期：1960.12.10-1961.1.10，可見我們離開魯迅故居時，已跨進陽歷新年，也就是即將告別大學生活的最后學期了。

三年連續自然災害，國家物資匱乏，大家吃不好，肚里油水很少。剛到紹興頭些天，我們在紹興“藝人之家”食堂搭伙。見一位老藝人用菜票換來一塊鱗光閃閃的清蒸帶魚，生在東海邊吃魚蝦長大的我，直流口水。心想在此艱困之秋，紹興戲曲老藝人還能享用魚鮮，簡直福如東海。

后來改在紀念館附近一家酒廠食堂搭伙，照樣要摳省飯菜票用餐。但酒廠食堂有一大好處，買廠出紹興老酒，內部職工定價，比外頭便宜不少。1毛8分菜票能換一搪瓷杯（無論大小）“加飯”，如想喝個頂級“蠶娘”（“善釀”的俗稱）或“香雪”，加倍菜票，3毛6分。愛喝酒的人不亦樂乎，每天總要喝上一回解癮。一些原本不會喝酒的，也練成了“酒徒”。滴酒不沾的我，看了眼饞，心想不喝才傻瓜，就跟著練習一會，而且還要高攀尖頂“蠶娘”。結果沒喝幾口，臉孔紅得發紫，成了大家談資的笑料，揚名多年。

離開魯迅故居前夕，章貴那個標志性的笑容——翹高兩邊嘴角，瞇起一對細眼——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一輩子沒有淡失。離春節已不遠，各處開始備辦年貨。不知是上級分配，還是章貴從別處弄到，故居廚房抬進一顆大豬頭，這在當年，如同抬進了金元寶，難怪章貴的笑容會如此燦爛。

離開紹興之日，在等候下鄉同學回城一起搭車回學校時，有半天的空閑。我約了幾個同學，一起去紹興“魯迅電影院”看了一場全國正在熱映的京劇彩色舞臺藝術片《楊門女將》。這部在當年引起極大轟動的影片，由中國戲曲學校首屆畢業生集體參演，各地萬人空巷，獲得1960年電影最高榮譽的《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獎。美的劇情，美的唱腔，美的表演，加上年輕而整齊的演出團隊，把京劇藝術魅力揮灑得淋漓盡致，令人震撼。

京劇影片《楊門女將》（北京電影制片廠1960年攝制）

這回“魯迅電影院”觀賞《楊門女將》影片情景，多少年過去了，卻一直歷歷如似昨日之事。20年后，我在北京舞臺上，或在劇場觀摩席間，見到了楊秋玲、王晶華、馮志孝、孫岳、梁幼蓮、寇春華等這批當年的影片主演，現時的國家京劇舞臺臺柱。在我就讀的“文研院”研究生班課堂上，聆聽到編劇范鈞宏和導演鄭亦秋兩先生講授他們編、導《楊》劇的真知灼見。時光的輪回，竟然這樣富有戲劇性；我的戲緣足跡，可謂走得時長而路遠。

我跟鄭先生——不，這時我該叫他“鄭老師”才是——私下還有過接觸。為了總結他的演藝和導演經歷，1983年，我和研究生班同學朱文相，多次去他家訪談，后由主攻表導演理論的文相兄完成《藝林溫故——鄭亦秋回憶錄》，連載于北京《戲劇電影報》。

那時，鄭老師住在北京南池子緞庫胡同一間舊四合院南房，真難想象的簡陋和逼仄。這位中國戲曲三大名導之一（另兩位是阿甲與李紫貴），給梅蘭芳首導《穆桂英掛帥》（1959），給中國京劇院打造了從《三打祝家莊》（1951）、《白蛇傳》（1955），到《白毛女》（1958）、《楊門女將》（1959），直至《謝瑤環》（1961）、《紅色娘子軍》（1964）等一系列經典名劇的老導演，家里居然狹窄得沒有供來人坐的空座位，我與文相來到時，他需臨時請出臉盆架，騰出空位，太叫人不可思議了。

戲曲藝術家的光環和他生活尷尬的印記，是如此不協調地拼合一起，看來京劇的輝煌和風光不再，都出自時代的偉大制造。

來源： 北京瑞中校友會

娛樂圈里的明星都是沾親帶故的關系，像姜文和姜武就是兩兄弟，兩個人的性格和他們名字截然相反。不過兩個人都是實力派演員，像《我愛我家》、《鬼子來了》、《讓子彈飛》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跟姜文和姜武一樣是親兄弟的明星有很多，胡兵兄弟倆也是如此。可能很多人都是通過《粉紅女郎》這部作品認識的胡兵，其實他最初是以模特的身份進入圈中，不僅有加入中國時裝表演藝術團，還是服裝設計大師瓦倫蒂諾專用模特。

不過從1994年開始轉戰演藝圈，剛開始拍攝的《紐約風暴》和《千秋家園夢》等作品，并沒有收獲很大的反響。直到和瞿穎合作《真情告白》，才迅速才火遍全網，與此同時還和陸毅、陳坤、李亞鵬一起被大家稱為中國內地四大小生。

尤其是在《粉紅女郎》中塑造的王浩，不知迷倒多少女生。不過在事業上升期的時候，胡兵開始回歸模特身份，并且到國外進行深造，直到2011年才重新回國發展。可能很多人會擔心他收入問題，其實他在模特界非常吃香。有次在節目中就分享720平豪宅，光衣帽間就價值2個億。

這幾年胡兵除了以演員的身份活躍之外，也開始陸續出現在綜藝節目之中。最重要的是，這么多年不見他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依舊還是那個風度翩翩的少年。反觀胡兵的哥哥，就沒有那么幸運。

胡東的入圈方式和胡兵差不多，1986年從杭州市建筑學院畢業，就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沙河軍事體育學院學習，憑借著優秀的體能被特招到解放軍八一劃船隊。在6年的運動員期間，還有獲得少尉軍銜。1997年就開始以模特的身份活躍在圈中，直到2000年才憑借著《一路上有你》開始涉足演藝圈。

只是胡東的無名期時間很長，真正走紅是2009年遇到《新水滸傳》的林沖。從那之后，他開始轉戰古裝界。后續的《笑傲江湖》、《楚漢傳奇》、《十月圍城》、《隋唐演義》等作品，都收獲不錯的反響。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胡東的演藝生涯，就截止在2014年。在這一年被爆出吸毒的事情，雖然第一時間進行澄清，但是很快北京市公安禁毒總隊發布消息。其中明確指出胡某（浙江省杭州市人，演藝人員），尿檢呈病毒類陽類，并且胡某對于吸毒行為供認不諱，最后就被依法拘留。

一時之間經紀人的電話被打到爆炸，可是最后并沒有接通。直到隨著徐克將他在《智取威虎山》戲份刪除的事情爆出，才間接坐實這個新聞。如今他已經淡出演藝圈，很少有人記得他。本來是在演藝圈叱咤風云的兄弟倆，如今卻天差地別。不知道，你們還記得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