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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槍炮、資本與組織：戰爭與人性所打造的世界
隨著前近代國家炮臺被帝國主義海軍的戰艦火力轟破，世界上的大部分區域也被迫進入了開放通商的時代。這一反復出現于教科書的歷史事實，讓讀者對“戰爭”與“商業”的不分彼此、息息相關這一點，產生出感同身受的理解。當然，戰爭軍事活動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絕不限于形形色色的“通商戰爭”模式，維爾納·桑巴特的名作《戰爭與資本主義》告訴我們，歷史中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相互糾纏和深刻關聯是超乎想象的。
《戰爭與資本主義》，[德]維爾納·桑巴特 著，晏小寶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組織原則與資本積累
與一般常識中的“戰爭破壞經濟”不同，本書最為核心的內容是，桑巴特從兩個維度，分析了戰爭對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產生的正面和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指的是近現代的戰爭組織和資本主義組織，在組織制度原則、運作邏輯和基本精神上的高度相似性甚至同構性。先要說明何為“現代軍隊”。在按照“組織中心”“存在年限”“征募方式”“內部組成”的標準分類之后，桑巴特認為，現代軍隊呈現出了與傳統時期很不同的特征，現代軍隊的運轉，是一個國家通過籌措經費的手段進行持續性地維護和管理的體現。桑巴特認為，現代軍隊在形成的過程中孕育出了新的組織模式、運作邏輯以及精神信念，當這些要素特征后來向資本主義領域擴展后，商業部門也出現了相應的升級，以及與軍事部門的趨同。
近代軍隊的持續性存在，意味著軍隊的組織原則精神籠罩在了社會經濟活動之上，并對它們持續地產生影響。這個過程中的影響表現為，其一，名為“管教”的規訓模式，也就作為控制手段的操練和紀律，將指揮與執行結合在一起，這種手段可以將未經訓練的普通人迅速轉化為令行禁止的士兵，這與推動手工業走向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是一以貫之的。其二，影響還體現在“內在的擴張傾向”之上，桑巴特將軍備擴張和資本擴張形容為如同“孿生兄弟”一般密不可分，對權勢擁有無休無止的貪念的君主和對金錢同樣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的歷史形象，被桑巴特迭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說，近現代國家的軍隊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前身，是按照資本主義運轉模式進行運作的一種體制，它為后者提供了可供效法的范本和內在的精神動力——資本主義精神的動力背后，正是軍事精神在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軍備擴張和戰爭環境下迅速膨脹的物資需求，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是通俗易懂的“消費刺激生產”，或者用桑巴特的比喻“軍隊的需求是資本主義的起搏器”。這種刺激不止是，軍事活動下出現的諸如從鋼鐵、谷物、被服到武器制造等等龐大的需求市場，使得相關物資的商業貿易極大活躍；還表現在，對于用來籌措資金的證券金融行業和制度的出現；以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原則，對于傳統的手工產業的全面覆蓋和改造。
在軍事對于資本主義的眾多影響和促進作用中，桑巴特著重標記出以下要素：軍隊制度推動了遵循紀律管控的自我規訓和擴張欲求的增加，也就是“觀念的塑造”；軍備和戰爭加速了“財產的聚集”；巨大需求之下的“市場的形成”——以上三點如桑巴特自己所說；以及，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對專業化和規模化的企業的推動。
電影《1917》劇照
桑巴特的“智所不及”
作為馬克斯·韋伯的論敵（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被頻繁地反對），桑巴特確實在本書中給出了與“新教倫理”截然不同的對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韋伯為加爾文宗所賦予的角色，被桑巴特移動到了現代軍隊制度之上。可見，雖然桑巴特被認為和韋伯同樣屬于對資本主義進行“文化解釋”的傾向的學者，但他筆下的“文化”有更近似于后來的制度文化或政治文化范疇的一面，而這一視角的“再發現”對于后人多維度地重審“資本主義的興起”這一近代史上至關重要（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事件（系列），可謂彌足珍貴。
不過，筆者仍然認為桑巴特在學術史上的失蹤，并非僅僅如譯者概括的那樣是由于他支持納粹、反猶和親社會主義的立場，而是他的理論在邏輯上的缺漏所致：第一，他主張軍事/戰爭影響資本主義，但是他沒有說清楚何謂影響；第二，他沒有清楚地區分因果關系和結構相似性，導致解讀與解釋出現混淆。
先看第一點，相較于提出“戰爭究竟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具有何種影響”這個問題時的“非常準確”，桑巴特在判斷作為因果關聯的“影響”時，卻有些模棱兩可。戰爭“影響”資本主義，其實可以分為戰爭“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戰爭“導致”資本主義的出現兩種情況，二者并不等同。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取決于在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中，戰爭、軍事制度所發揮作用的程度，畢竟沒有人會認為戰爭在15世紀和19世紀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會有相同的影響。而桑巴特羅列的三個要點（“觀念的塑造”“財產的聚集”“市場的形成”），其實更像是戰爭對資本主義的擴張的促進作用。這似乎與他追溯資本主義起源的問題意識相去頗遠。這種模糊正是桑巴特的戰爭-資本主義理論的第一個問題。
即便“促進”作用確然無誤，但是戰爭與資本主義的關聯，或者說戰爭對資本主義的影響的間接性，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具體來說，書中提及的戰爭對資本主義的“影響”至少有三種線索，其一，現代軍事制度所訓練出來的人，具備了資本主義精神，他們進入到經濟領域后，資本主義得到發展；其二，戰爭導致了消費市場擴大，市場擴大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其三，軍備、戰爭的國家權力促使資本聚集到特定領域，聚集到特定領域后的資本，開始經由壟斷實現盈利和再生產。也就是說，無論是訓練出來的人員，戰爭的需求，還是聚集來的財產，都必須和市場發生關聯：國家需要的軍備物資需要從市場上采購，經過貿易獲取，而非更多地用官僚體制、政治力量去橫征暴斂；財富要投入到市場上流動，而不是囤積起來或者全部用于饋贈和禮物交換；以及更重要的是，貿易市場必須是一個社會層面的經營者可以自由進入的場域，或者以私人身份進入貿易。比較之下，韋伯的“新教倫理”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反而是更直接也更為內在的。
于是，市場貿易，更確切地說是從市場這個社會空間中、利用貿易交易手段獲得資源的社會實踐，持續性而且穩定運作的實踐過程，以及相應的常識規則與知識體系，它們的存在才會使貴族、商人的聚斂和窮奢極欲成為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才會使軍隊擴張下的物資需求成為刺激商品生產和資本流動的積極因素，以及，才會使得經過軍事制度規訓過的、擁有進取心的個體，成為資本主義的推動者，換句話說，桑巴特所給出的要素，都需要市場交易經濟的存在才能夠成立。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桑巴特（以及韋伯）一定要強調資本主義精神和“觀念的轉變”。如果沒有特定“精神”作為指引，資本就只有匯聚、壟斷而無從繼續流動、盈利。但是軍事制度下的自我規訓和擴張精神并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核，甚至無法符合桑巴特的定義，也就是“理性的、擅長于計算的精神”。這種經濟理性主義表現為：第一，有一個計劃，所有的事情根據計劃有序執行，第二，用效益來檢測生產方式的選擇，以及，第三，由于金錢關系規范所有的經濟活動，由于隨時隨地追逐經濟剩余，精確計算成為必要因素（桑巴特《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安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九章，152-155頁）。紀律森嚴的人可以不選擇去理性計算，軍事上的進取和經濟上的進取及其背后的推動力，似乎也不能混為一談。桑巴特從軍事行為中發現的精神驅動力，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需要的精神并不完全匹配，由此二者之間的影響也不免大打折扣。
然后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當然可以認為，桑巴特討論資本主義與戰爭（尤其是軍事制度）的關聯性和類似性時，其實是一種與韋伯不謀而合的、與因果關系略有不同的選擇性親近（Effective Affinity）——意味著部分的主觀詮釋維度——以及結構性相似（Structural Resemblance）。問題隨之而來，軍事制度、運行原則、基本精神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間的結構性相似，無法在邏輯上得出戰爭推動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的結論。將因果箭頭調轉過來，認為“資本主義推動戰爭模式的改變”云云，也完全可以成立且得到事實上的驗證。甚者，資本主義和戰爭同時受到第三種現象（比如科學理性精神）的推動，最終出現了結構相似，這也足以“言之成理”。
桑巴特所謂的軍事規訓下的觀念轉變，更多指的是，經過軍事規訓的人，更容易被規訓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大企業當中的合格生產者。即便軍隊確實準備好了理想而純粹的消費群體，訓練出了完美聽從指令的生產者群體，但是，他們仍然在翹首以盼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出現，而且只有在出現之后，他們才能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要素。換句話說，適合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常有”，而資本主義精神熏陶下的資本家“不常有”。這就是筆者認為的核心問題，結構性相似下的“準備好的條件”畢竟只是一個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
當然，上文的甚多非議，并不意味著對桑巴特在該書中卓越見解視而不見——其中最令人嘆服的部分還是桑巴特對于資本主義是如何通過財產的聚集、壟斷來自我強化的社會力學的洞察。在前現代以及前現代-近代的交界時代中，國家機器支撐下的軍事體制會不斷地讓商人們走上“參與政治”和“資本主義式經濟行為”的雙重舞臺，這指向了桑巴特的理論中所蘊含的被人長久遺忘的解釋力。
尤其是，考慮到所謂的“資本主義”并非是一個由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支撐的經濟系統，也并非建立在理性精神的商業運作——至少這兩個維度，并不能概括到資本主義最為核心的維度——而是一個依靠壟斷資本的特權進行擴大生產、追逐更多利益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過程，那么，本書中桑巴特對于軍事壟斷和資本主義壟斷之間的共謀關系所進行精彩的解釋，對于學者們對政治、軍事和經濟的權力之間，錯綜復雜的形勢關聯的理解，無疑會產生持續而潤物無聲的“影響”。筆者認為，這正是本書，作為一次接續了肇始于1930年對桑巴特的翻譯的，也接續了世紀之交的桑巴特對于資本主義進行的種種思考的，穿越時空的文化碰撞，其真正的價值所在。
作者/邱雨
編輯/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