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脊椎動物還有誰是無脊動物中的腦力王者

曾經許多人都懷疑章魚是一種非地球生物,因為它顯得那么的特殊。章魚是無脊椎動物的智商天花板,擁有三顆心臟和九個大腦。

沒有經過訓練的章魚,甚至可以單憑經驗和記憶力走出人工搭建的迷宮;可輕松擰開困住自己的瓶蓋;也可以辨認出不同的人臉。

章魚能獨立思考問題,尋找解決辦法;會使用工具和制定復雜的計劃;也能和其他生物分工合作捕獵,沒有一種無脊椎動物有章魚這么高的智商。

一般來說,在科學界習慣用神經元的數量,作為動物智商高低的一個重要評判標準。章魚的神經元超過了許多哺乳動物,這也是章魚擁有超凡智慧的佐證。

所有生物都擁有不同的基因序列,章魚擁有3.3萬個基因,比人類多出2.1萬個基因,它的三顆心臟也有著不同的分工,其中兩顆心臟負責給供氧系統供血,稱為鰓心臟;而另外一顆心臟負責給全身供血,稱為體心臟。

章魚還擁有兩套記憶系統、五億個神經元,一個主腦和腕足中的8個附腦。只有四成的神經元集中在主腦中,其余的神經元則平均分布在8條腕足之中,章魚的各個腕足都可以獨立思考和行動。

章魚的記憶力也非常驚人,甚至可以記住是誰把自己關了起來,還可以獨立思考、吸取他人的經驗來解決問題。

13年前,德國科堡市一家水族館里工作人員發現一件咄咄怪事,在閉館之后,一只叫做奧托的小章魚經常爬出水箱,然后朝著水箱上方的燈泡呲水,經常導致水族館的電路系統短路,科學家分析奧托可能是因為寂寞無聊所以才搞破壞。

章魚憑借著自己超高的智商才能在漆黑危險的海底立足,甚至可以和海豚和其他兇猛的魚類周旋。

曾經有潛水員發現章魚可以自主使用工具,它們會隨身攜帶玻璃瓶子或者分成兩半的椰殼,當發現危險時,會快速鉆進攜帶的“避難所”中躲避。

每只章魚的性格都不一樣,它們甚至有自己的情緒。章魚還能像寵物一樣在休息時和玩具玩。

12年前,科學家發現章魚經常在海里撿拾塑料瓶蓋,然后噴水讓其上下移動,玩拋接游戲,章魚的智商相當于5歲的孩童。

章魚為何會如此聰明呢?其實大約在四億年前,帶殼的頭足類生物統治了當時的海洋,這些生物體型巨大,有的甚至可以長到5米長。

隨著魚類的出現,頭足類的地位明顯下降,大多數螺旋形貝殼物種都開始逐步滅絕,而頭足生物也丟掉了它們的防御“甲胄”,逐步進化成了更加靈活的章魚、魷魚等蛸亞綱生物。

他們擁有靈活的腕足,每條腕足上都有許多吸盤,可以幫助它們捕食獵物。

但失去了“甲胄”保護的章魚,變得異常柔弱,許多動物也開始覬覦章魚的美味,所以章魚逐漸演化出了能夠“思考”的皮膚,在五分之一秒內就可以根據背景色而改變自己的顏色。

這種偽裝并不是簡單的行為,是由多個大腦多層面的快速地思考并操作的結果,章魚已經具備了非常強大的計算能力,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比人類還要出色。

在11年前,沖繩理工學院的邁克爾古巴教授通過實驗證明,其實章魚可活動的腕并非受控于中央大腦,它的大腦可以將指令傳遞給腕足中的附腦,而8條腕足中的一條會自主思考并且執行任務。

美國海洋生物研究室的約書亞·羅森塔爾教授,曾經在《細胞》雜志上發表過文章,證明章魚在所有鞘亞綱頭足類生物中還擁有篡改遺傳學中心法則的超能力。

正常來說,任何生物在需要合成新蛋白質的時候,是由RNA充當基因信息并作為傳遞媒介的,RNA作為“信史”,必須要非常穩定,嚴格執行傳遞任務,不會出現任何偏差。

但章魚的超能力就是可以對RNA進行重新編輯,這樣制造出的蛋白質也會和原來的設定有很大的區別。單從這些就可以看出章魚有多么特殊,智商有多么恐怖了。

圖片來自網絡,侵聯必刪。

周末豬八戒到簡老師家吃晚飯,飯后簡老師和豬八戒聊天,忽然間簡老師的小兒子拿著一本腦筋急轉彎過來要和豬八戒一起看,說道做題能鍛煉智商。豬八戒看了看,樂呵呵地說,我可是個豬腦袋,不懂你們所說的智商是什么。小朋友讓媽媽告訴八戒智商是什么。簡老師說道。

簡:智商即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IQ),是個人智力測驗成績和同年齡被試成績相比的指數,用于衡量個人智力高低。

豬:關于智商還有什么問題嗎?

簡:其實我對智商沒有什么研究,我以為就是做一些測試題之類的,然后根據結果給自己打分,我之所以相信“智商”,說到底,其實是從眾心理作祟。

豬:其實,智商是否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尚還沒有定論,即使智商存在,其影響有限,就像圍棋首顆棋子的作用,也許重要,但對于棋局最終結果,誰都沒有資格更沒有理由,僅憑首顆棋子,就能預判全局輸贏。

簡:豬,那正好,你給我們一家聊聊智商。

豬:好的。其實,普羅大眾:“大部分不懂智商,卻對智商深信不疑”!我念一段對智商的定義供參考:智商是一種非常基本的腦力,包括提出問題、做出計劃、解決問題、抽象思維、理解問題、快速學習以及根據經驗學習的能力。不僅僅是指書本學習能力,或者一項學術技能、考試技巧。它深刻影響著我們對周圍環境以及發生事件的處理和應變能力。[1]現在認可度較高的關于智商的描述來自心理學大牛雷蒙德·伯納德·卡特爾(Raymond Bernard Cattell)[2]。 如果根據科學論文引用數排名,他的論文引用數,在全世界排名第7。就是他把智商分為兩個部分:流體智力,(簡稱FI, Fluid Intelligence) 和晶體智力,(簡稱CI, Crystal Intelligence)。 簡單地說,所謂的流體智力,指的是以生理為基礎的認知能力,比如知覺、記憶、推理能力,即天性;而晶體智力則是通過學習等后天獲取的能力。流體智力大概在25到30歲達到峰值,而晶體智力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3]

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

學界對智商所持態度也有新的變化,隨著心理學、分子生物學和關聯學科的發展,“腦神經科學家、分子生物學科學家、表觀遺傳學家、發展心理學家”等領域的科學家,這類對智商有話語權的研究者,他們越來越多地對「智商」持否定態度,但他們的觀點并未引起主流媒介的興趣,并沒有形成質疑智商的浪潮。[4]

簡:洗耳恭聽,豬,請繼續。

豬:下面我就扒一扒智商的八卦。首先,智商的祖先是神仙。在生物學和進化論的視角上看,盡管人有高矮肥瘦的差異,人類普通個體本身差異實際依然很小,生存和繁衍的本能是一樣的。當人類個體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形成群體時,自發形成公平性的基礎需求,因為每個成員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都是正當的。換句話說,人類的公平需要是本能自發的。但是,人類社會又偏偏、不得不發展出階級社會,不公平反而成為常態。這就需要在群體內找到一個“看似合乎情理,彼此都能勉強接受的理由”,以維持常態化不公平。由于過去人類群體的生產力十分低下,在能夠現場驗證的現實世界里面,沒有人能夠找到可以支持不公平主張的“權杖”。縱觀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各個時期,統治階級都要求知識分子,就“人生而不平等”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實際上就是編個故事,讓統治者心安理得地、世世代代地去奴役和剝削被統治者,而被統治者也最好安于其階層,世世代代被剝削,且不思反抗。正如赫拉利的《人類簡史》中的觀點——統治人類全靠想象(虛構)。[5]智商其實史前已經有了,其發展過程大致是:神、半神半人、天選之子、高等人、低等人。神是靠想象的,無法實證。權貴階級就開始了數千年的“前智商”持續操弄。古印度,一個人剛出生,則根據血統歸屬至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農民(因陀羅)四大階級之一,彼此不可通婚以免污染貴族血統,這樣階層就徹底固化。早在1947年,印度剛獨立時,官方就廢除了種姓制度,70多年過去了,種姓制度其實在印度沒有實質消除,仍然深刻困繞著這個國家。低種姓的大部分人處于躺平狀態,下輩子轉世做高種姓的人。古代中國,每個朝代帝王,必然為自己編造一個“天顯祥瑞的出生記錄”,為其是“真命天子”佐證。古希臘,柏拉圖(Plato)在其著作《理想國》中便提到上帝將人分為金人、銀人、銅人、愚蠢的女人及低賤的奴隸,因為人的等級不同,所以待遇自然不同。 到了近現代,隨著科學思想和教育的擴大化,過去“純粹虛構的故事”已經說不下去了,既得利益團體就開始利用“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從新構思和創作,開始編寫“智商”新的續集。

簡:豬,你又用這么宏遠的視角講故事,請繼續。

豬:首先用進化論為智商蒙皮。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6],論證了生物的演化及其機制,在生物科學上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推翻了唯心論、形而上學的物種特創論,物種不變論、目的論和激變論等。達爾文的進化論橫空出世,直接沖擊以神權為基礎階級分割,直接沖擊壟斷資本特權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壟斷資本豢養了大批知識分子,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謀劃下,一個迎合科技時代的詭辯方案產生了,就是利用壟斷資本現存的優勢地位和掌握的媒介和輿論資源,“技術性地科學地”解釋和傳播達爾文的進化論。

簡:豬,您反復提到壟斷資本,說著拗口費力,要么我把壟斷資本的稱謂改為豬九戒,名字和您豬八戒差一個字,意思是壟斷資本多了一戒,第九戒就是把你的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飲酒、不非梵行、不非時食、不坐高廣大床、不化妝歌舞的八戒全部戒除,九戒實則啥也不戒。

豬:好呀。那就叫豬九戒。現在,如果問十個人關于進化論的認知,估計九個都會說“適者生存,優勝劣汰”或“適者生存,物競天擇”,但達爾文本人真的是這么說嗎?達爾文的演化學說中,所用的更多是演化(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而非進化(evolution),他曾在《物種起源》第7章中說:“(天擇)的最后結果,包括了生物體的進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兩種現象”,適者從來不意味著強者[7]。(研究發現,考拉的祖先腦容量比現代的考拉大許多,由于考拉在生存演化中,逐步適應了桉樹葉,以桉樹葉為主食,由于幾乎只有考拉能處理桉樹葉的毒素,因此,考拉的食物量多充足,缺少競爭,因此,考拉要做的是主要是呆在樹上吃,生活相對安逸,因此很少要應對復雜的環境特變,因此,考拉用腦的機會就比較小,因此大腦顯得過于富余,大自然從來不主張浪費的,所以考拉的生存演化中,出現明顯的腦萎縮的現象。更小的大腦意味著更小的消耗,滿足求存即可。更極端的例子是海鞘,海鞘在其生命的初期,海鞘長有一個神經系統,姑且說是簡單的大腦。海鞘會利用這個神經系統四處挪移,找到合適定居的巖石,并附著在上面,不再移動,就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此時,對于海鞘來說,移動的功能顯然是完成了使命,支持移動功能的一切物質消耗都是多余的,沒有必要再供養著。所以海鞘定居下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大腦吃掉,為身體提供能量。)19世紀80年代,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8],在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開創了優生學[9],正式從基因遺傳的角度研究個體的智力差異。這個富得流油的“科學家”的研究指向是:高智力是權貴階層的“先天特質”,如果你是農民,過著苦日子,那是因為你先天就只有農民的智力,那么別想其他的,種好你的南瓜馬鈴薯就是了。更進一步,他提到整個人類社會,必須優先確保“孕育足夠的優秀族群以防止社會衰退”。好一個惡意滿滿的家伙。結合西方媒介長期宣導和傳播,公眾對進化論的普遍認知就是“優勝劣汰,物競天擇”。在進化論和優生學的框架上強行解釋豬九戒存在的合理性,其隱喻是:豬九戒之所以占有更多的資源,他們之所以在社會經營中勝出,是基于優秀基因,是天擇的結果;如果你生活在社會底層,根本原因是你的基因劣質,你就是這樣子的,也是天擇的結果。換言之,當前的社會階級構成是天擇的結果,人自然是斗不過天的,普羅大眾們接受現實吧。

簡:豬,來杯荔枝紅茶。慢慢聊。

豬:謝謝。這就是豬九戒豢養了大批知識分子的操弄手法,一句真話搭一句假話,稍有不注意,您就把假話也當真話聽,給帶到坑里也不自知。當然,現在隨著教育的擴大化,民智水平的提升,大多數情況是“九句真話鋪墊,搭一句關鍵假話,而假話往往還不直接說出來,但是給你一條顯而易見的“思維線索”,讓您自己推導出來那句假話,那您是自己跳坑的,更加深信不疑。[10]

下面就“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與“適者生存”進行論述,請體會個中的差別。人類是生物界自然演化的成果,人類自稱是萬物之靈,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扛把子般的存在。如果“物競天擇”就是生物演化的規律,那么它是一直起作用的,但人類本身卻是“物競天擇”最大的反例。

簡:這怎么說?

豬:舉例來說,人類的視力不如老鷹,速度不如獵豹,耐力不如螞蟻,爆發力不如跳蚤,耐渴不如駱駝,生命耐受能力,跟水熊蟲[11]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防做個思想實驗,如果“物競天擇”是真理,生物的演化就應該自然自發不可逆轉地把這些“強勁”的能力逐步匯集在一起,人類作為“物競天擇”現存最成功最復雜的作品,現在的人類理應是萬千“強勁”匯集一身才對,人類應該是動畫片中的超人才對,9.58秒應該是一千米跑的記錄才對。

水熊蟲(FOXHD)

簡:豬你這么說好像有道理,但我覺得人類進化的精髓在于大腦。

豬:說到大腦,那就更奇葩了。大腦居然形成血腦屏障[12],選擇自然界最珍稀的葡萄糖為食材[13],大腦挑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物競天擇”如果是真理。對于大腦這么重要的器官,應該具有最強的生存能力和適應性,應該連核廢水都能喝才對呀。可現實是,大腦的確很重要,卻又如此脆弱,必須用最硬的骨頭保護著,稍有不慎就當機了。而且,如果“物競天擇”是真理,就無法解釋人類的直立行走和超大的腦容量這種奇葩組合。由于生理結構的限制,可以理解為所有人類都是先天的早產兒[14],人類嬰兒要經過超級漫長的幼態持續,讓大腦發育成熟[15],需要媽媽形影不離的照顧,才有可能生存。人類幼崽在生物界是異乎尋常的脆弱,您看看牛和馬的幼崽,幾分鐘就可以活蹦亂跳了。既然人類這么牛逼,而人類幼崽這么弱小,好像不合理呀。

簡:豬,你這么說好像更有道理了。

豬:如果這還不夠,我們不妨考察人類的演化史,一般認為當今人類的演化歷程是,直立人到智人再到現代智人,一族現代智人最早是從非洲東部區域往外遷徙,最終演化形成了現在的不同人種[16]。其中提及的遷徙,指一群人中一部分人,由于生存資料的不足,離開原來的居住地,到附近的資源更為豐富的地方生存繁衍。注意到,新址和舊址的距離不會太遠,通常不會大于100公里。因此,現代智人從非洲到歐洲到亞洲到美洲,所花的時間是以萬年為單位的。人類進化的歷程中,絕大部分時間是處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長率。對于直立人到現代智人演化過程的人口增長率,有一說法是每千年的增長千分之二十。舉例計算更好理解。人口基數設定為一百人,五十個雄性直立人,五十個雌性直立人,經過一千年繁衍,僅能增加兩人,即一千年后人口變為一百零二人。可以想象得出,要孕育多少生命,才碰巧有一個嬰兒成功完成變異基因與當地物候條件的匹配,能實現基因真實有效傳播到下一代,實現種群的增長。根本就靠的是人海戰術,這種方式怎么看也沒有競爭的意味呀,適者生存是客觀和公允的表達,優勝劣汰和物競天擇明顯是故意延伸了人們關于優劣識別的默認約定。再舉例,假設我和您都沒有練習過籃球,我投了一次三分球,不中,然后您投了一個月,投了10000次,您中了一個,然后您就理直氣壯地說您的投籃技術比我的優秀,依據是您投中一個三分球。呵呵。“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與“適者生存”的個中的差別,您能發現吧。

簡:豬您這么說,我真的要好好再深入了解一下進化論了。

豬:我接著智商的話題。豬九戒利用西方媒介強行用現代科學為“智商”舉辦成人禮。當今之所以有很多專業人士人認同和傳播智商,其實是基于一個影響深遠的同卵雙胞胎實驗[17]。明尼蘇達大學的托馬斯·布沙爾(Thomas Bouchard)教授,在1979-2000年間,持續跟蹤研究81對同卵雙胞胎樣本,并得出結論:智商遺傳力可界定在0.7左右。換句話說,人類智商基本上70%取決于遺傳,后天能改變的有限[18]。這個實驗得到西方媒介的大肆傳播,躍升為全人類的明星實驗,還被收錄于暢銷書《改變心理學的40項研究》[19]中。表面上,實驗基礎客觀:同卵雙胞胎,是受精卵在第一次卵裂后,每個子細胞各發育成一個胚胎,故它們的性別相同,遺傳特性及表型特征也基本相同;表面上,實驗流程簡單:“隔壁劉奶奶都能懂”。科學家們只需要對比“在不同家庭長大的雙胞胎”以及“在相同家庭長大的雙胞胎”即可。如果不同環境長大的雙胞胎的智商(比值),與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雙胞胎的智商的比值幾乎一致,那么就可以斷定環境對智商沒有多大改變,智力確實是先天的。但魔鬼在細節,同卵雙胞胎實驗的瑕疵:

1.這些“異地長大”的雙胞胎,其實成長環境并非差異很大。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被同一個大家族中的不同小家庭領養,比如被兄弟間的家庭領養,住同一個社區,關系親密,甚至學校中是同桌。2.一些雙胞胎在分離前共同相處了將近4年時間,后來彼此頻繁聯系,在參與實驗前就已經熟悉。3.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作為對照組)的控制條件也存在大量問題。比如,異卵雙胞胎通常被父母區別對待,父母態度對孩子的影響有多大,相信您也會有所了解。因此,兄弟姐妹縱然在一個家庭長大,也不能說是成長于“同樣的環境”。4.關鍵的是實驗樣本數量太少,用81對雙胞胎解析七十億人,再剔除掉問題數據后,實驗結論已經其實已經無關重要了。打個比方,下圍棋,黑白各下了兩個子,就集合一些圍棋教練和圍棋專家開學術研討會,采用符合科學研究要求的流程和結合統計數據的運用,再配合什么人工智能狗來解說,就能判定全局輸贏,盡管說的是頭頭是道,也不能讓人信服。5.更大的問題還在于智商測試題目的設計,魔鬼都藏在細節之處,測試題目編寫者與被測者的“文化相似度”很大程度的影響了智商測試的結果。

我們現場做兩道題體驗一下:

第一道:A屬于B,那么B屬于A么?

這道題你要多少時間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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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蘋果是水果,那么水果都是蘋果么?

絕大多數人做第二道題的反應都是秒答。而對第一題可能都需要思考一下。但實際上,這兩道題的本質是一樣。

簡:豬,聽了你的解說,我對智商的前世今生有了大概的了解。智商其實是一個由西方主流媒介一手包裝和傳播的概念,科學可能只是做了冤大頭。

豬:事實是,隨著各類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細胞與分子生命科學、表觀遺傳學、復雜及動力系統論等各學科的最新進展,給我們寶貴的啟示,人類智力是“動態且終生可塑”,基因在其中的影響微乎其微;毫無意外,這類研究成果同樣沒有引起西方主流媒介的傳播興趣。現在還是“人人講智商。”

簡:其實,你這么一提醒,我發現確實是,媒介素養確實非常重要。

豬:您以為豬九戒就此放棄抵抗,您就大錯特錯了。一門好像、可能、幾乎是為了佐證智商,更直白地說是好像、可能、幾乎為了佐證豬九戒存在合理性的學科正在蓬勃發展。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20],縮寫名為GWAS接過了布沙爾的棒,在各方源源不斷的資助下,開展所謂“客觀公正的”研究,并取得所謂“科學嚴謹”的結果,朝著某個既定目標砥礪前行。

簡: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我沒有接觸過,豬,請繼續。

豬: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是一種在人類或動植物全基因組中尋找變異序列的方法。 2005年,科學(Science)雜志報道了第一篇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研究——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之后陸續出現了有關冠心病、肥胖、2型糖尿病、甘油三酯、精神分裂癥等的研究報道。截至2010年底,單是在人類上就有1212篇GWAS文章被發表,涉及210個性狀。GWAS主要基于共變法的思想,該方法是人類進行科學思維和實踐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統計學研究也表明,GWAS很長時期內都將處于蓬勃發展期。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主要用于生物學上的分析,如疾病分析,是應用基因組中數以百萬計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為分子遺傳標記,進行全基因組水平上的對照分析或相關性分析,通過比較發現影響復雜性狀的基因變異的一種新策略。說人話,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其實就是:找出基因中哪些序列變異(SNP),與疾病相關!其核心就是關聯!即基因(變異)與表型(phenotype,總之就是各種各樣的看得到的現象)之間有沒有關系!這些各種各樣的看得到的現象具體是什么?這個主要依據您的研究課題了,如果搞疾病研究,例如是關于冠心病,就是會不會得冠心病;搞生物的會對鹿的有斑點和無斑點這一對性狀進行研究,諸如此類)。由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利用大樣本的優勢和天然的說服力,其解釋力度空前強大。因此豬九戒就科學地動了歪腦袋。打個比方,農民伯伯告訴豬九戒,淋有機肥的菜比用化肥的菜口感和味道更好,那豬九戒午飯燒菜的時候,從糞坑里淘了兩勺有機肥放在湯里,硬說這就是有機菜的味道,還說是從農民伯伯那里學來的,絕對沒有騙人。

簡:豬,請繼續。

豬:看看豬九戒是怎么“燒菜”的。

2013年,社會科學基因組關聯聯盟(SSGAC)[21]的大型研究小組報告了首個教育成就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分析結果。再說一次項目名稱:教育成就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是的,不是研究疾病和生物的,而是研究社會問題的。

研究發現,三個單核苷酸多態性(SNP)加在一起只能解釋2%的教育年限差異。注意是2%!如此低的相關度!就如我跺一次腳與喜馬拉雅山發生雪崩之間存在的關系。但是主流媒體的報道幾乎選擇性失明。

簡:既然這樣,為什么還要繼續做下去呢?

豬:這可是我的工作呀,不干這個,可能面臨無研究可做,可能要加入研究荷斯坦奶牛糞便堆型全基因組關聯分析項目,所以您懂的。

簡:這么說,我明白了。

豬:2016年,該研究小組再次對包括近30萬人的樣本進行研究,發現74個SNP可以解釋3.2%的變異。

2019年,該協會綜合了110萬人的數據后,他們發現超過1200個單核苷酸多(SNP),占變異總數的11%至13%。研究結果意味著人類天然存在與受教育程度對應的基因,盡管現在說不清,但是至少證明是“有”。豬九戒科學家”通過教育成就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可以解釋一個孩子在受教育時間上的差異,受教育時間上的差異主要原因是學業成績的差異,而學業成績的差異主要是智商的差異。繞來繞去又繞回智商是基因決定的。

就研究本身,我們不防提兩個問題:

1.研究經費來源那里?哪些基金會資助的,歷史上資助個什么項目,是否有項目偏好?

2.是否可以換個社區、城市、地區甚至國家再作同樣的研究?

簡:豬,按照你的提法,基因本身是與生物遺傳性狀相關,這是基因組分析的本原,也是大家的共識。社會遺傳學顯然是想當然地跨過了適用邊界,人的社會屬性其實在與人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我長的高矮肥瘦。

豬:是的。這有明顯的問題,但是媒體同樣選擇性報道,學術界也出奇地冷靜。

除了教育成就外,社會遺傳學研究人員們還考察了其他社會經濟特征。

2016年,社會科學基因組關聯聯盟(SSGAC)發布了一份近30萬人的GWAS(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報告,確定了3個與主觀幸福感相關的SNP(單核苷酸多態性)。

2017年,一組6200名芬蘭囚犯的GWAS發現了與反社會行為微弱相關的基因。雖然這兩項研究均未得出多基因評分,但研究人員預計,隨著樣本量的不斷增長,這些特征的多基因評分將在不久的未來出現。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促使,遺傳學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勞伊(Abdel Abdellaoui)[22]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教育程度等社會經濟特征是如何形成的?為了尋找答案,他和研究團隊深入分析了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的數據集,該數據庫保存了近45萬人的血液和組織樣本以及調查問卷,并將這些信息與入院等醫療數據相互參照與結合。通過參考已有文獻,該團隊計算了33種與健康和行為特征相關的多基因評分。研究人員隨后查看了這些基因型在英國各地的出現頻率是否有所不同。在消除了由祖先歷史區域差異所引起的遺傳變異后,他們仍可以看到某些特征在特定區域內集聚。

對于某些特征——例如咖啡因耐受——沒有區域差異。

但是對于其他一些社會學范疇的特征而言,差異是顯著的。

例如居住在前煤礦區的人們,平均而言,具有較低的教育成就多基因評分。研究人員們認為,文中發現的地區差異可以歸結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向較富裕地區的遷移,這些較富裕的地區為他們提供了工作,而留在礦區的普遍是具有較低教育成就遺傳特征的人,他們在學校的學習時間更少。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社會分層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阿卜杜拉勞伊的觀點是:“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代人,那么對于已經存在的這種社會不平等,生物學層面上的差異就有可能進一步加劇這種不平等。” 這時我不自覺地想到一句形容社會遺傳學科研的經典名言,“你有多大膽,畝有多大產!”我們不防預言:社會遺傳學未來可能、好像、似乎會的出一項研究成果——國家之間的發展的差異主要是由于主體國民的遺傳基因決定的,因為遺傳基因決定了智商等一系列生物差異。而且這個研究成果還有一個隱喻: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和科學成就都是對全人類開放的,發展不好的國家,可以學西方先進,如果習得先進的文化也改善不了落后局面,那就是人種的問題啦,那就沒有辦法啦,那就只能維持現狀吧,那就維持美國的霸權吧,那就世世代代楊白勞吧。

簡:豬,這些研究真的難以說公允呀,讓我不經意地想起一段臺詞,“讓子彈拐彎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彈出膛的一剎那,手腕極速地抖動,這種抖動給了子彈一個水平的加速度。”我就喜歡編劇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豬:普通人呀,執著地相信一些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事物——智商。而心理學界有個老笑話,你問十二個心理學家什么是智力,就會得到十二個不同的答案。到21世紀,基因科學繼續“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解釋進程,而且可以預見的將來,社會遺傳學的研究成果會共同指向唯一的終極結果:“人生而不平等”,豬九戒是天然合理的存在,平民階級明智的選擇是斷了發展和追求公平的念想,盡早躺平,因為基因決定你是不可能實現階級躍遷的。“智商天定”的意識形態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播和加強,其結果是在認知層面成功蒙蔽了大量人類,在這類人年紀很小的時候被框定了個人的發展空間,從小到成年長期處于“低自尊”的狀態。現實多么殘酷。幸好我們生在中華家,黨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的理念”,注意自身媒介素養提升,甄別西方文化和科學的馬甲,取其精華丟棄糟粕。這里是中國,這個地球當下最好的發展平臺,幸哉幸哉。

附注

[1]摘錄自《自然》雜志的一篇名為《Genetics of intelligence(智力遺傳學)》文章。原文鏈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5201588 《自然雜志》——?創建于1869年的《自然》雜志(Nature)是國際領先的科學周刊,也是自然科研這一品牌的核心期刊。自然科研旗下匯聚了一系列服務于科研界的優質產品與服務,涵蓋生命科學、物理、化學和應用科學,其中包括了期刊、在線數據庫和研究者服務等。

[2] 雷蒙德·伯納德·卡特爾(Raymond Bernard Cattell)1905-1998,英國和美國心理學家,是一個多產的作者,發表了 500 多篇學術論文,55 部專著以及超過 30 以上的規范化測試。他于 1928 年發表第一篇論文時 23 歲。卡特爾一直把因素分析的統計方法應用于人格心理學的研究。他的著述多以因素分析為依據,其人格理論是一種因素分析或人格統計方法。他的因素分析研究在其 1966 年出版的《多元實驗心理學手冊》一書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有關人格的許多論著是從因素分析角度來寫作的。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 1949 年首次發表的《卡特爾十六種人格因素量表》。該量表被公認為權威的個性測驗方法,被翻譯為 40 多種語言。該量表于 1979 年引入國內并由專業機構修訂為中文版,在心理測量專業領域被譽為“世界十大心理測評”之一。《卡特爾十六種人格因素量表》(Cattell's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簡稱 16PF)主要針對個體的十六種獨立個性因素進行評估,該量表共有 187 個自我陳述題目,這些題目采用按序列輪流排的方法,共能測出樂群性(A)、聰慧性(B)、穩定性(C)、持強性(E)、興奮性(F)、有恒性(G)、敢為性(H)、敏感性(I)、懷疑性(L)、幻想性(M)、世故性(N)、憂慮性(O)、實驗性(Q1)、獨立性(Q2)、自律性(Q3)和緊張性(Q4)等 16 種因素的特征。

[3] 流體智力的特征是:對不熟悉的事物,能以迅速準確的反應來判斷其彼此間的關系。晶體智力是指通過掌握社會文化經驗而獲得的智力,如詞匯概念,言語理解,常識等記憶儲存信息為能力,一直保持相對穩定。而流體智力呈緩慢下降的趨勢。

[4] 本文提及的主流媒體是僅僅指代西方國家的具有明顯意識形態特征的媒體和社交平臺,以后我們專門做一篇西方媒體史,再詳細說明。

[5] 尤瓦爾·諾亞·赫拉利,1976年生于以色列,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青年怪才、全球矚目的新銳歷史學家。現任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的作者。《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以演化生物學的角度介紹了人類的歷史。赫拉利認為生物學限定了人類活動的極限,而文化則塑造了在極限以內所發生的事情,歷史學科則是對文化變遷的記錄。《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將從石器時代至今天智人的演化歷史分為了四個階段:認知革命(約公元前70000年,智人演化產生了想象力,出現能夠描述故事的語言)、農業革命(約公元前12000年,農業開始發展,智人開始馴化動植物)、人類的融合統一(人類政治組織逐漸融合統一為一個“全球帝國”)、科學革命(約公元1500年至今,出現了現代科學)。認知革命:“智人之所以得以統治地球,是因為智人是唯一可以大規模且靈活進行合作的物種。”是赫拉利在認知革命章節中的主要觀點。赫拉利認為,史前智人的活動,是包括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屬物種以及大量其他的大型動物滅絕的重要原因。而智人之所以可以在大規模范圍內進行靈活的合作的原因,是因為在“認知革命”之后,智人擁有了創造及相信虛構事物和故事的能力,這些虛構事物和故事包括了神、國家、民族、企業、錢、人權等。赫拉利在書中聲稱,人類所有大規模合作的系統,包括宗教、政治體制、貿易、法律制度等,都由于智人獨特的對“虛構事物和故事”的認知能力而產生。同時,赫拉利將金錢視為一種相互信任的系統,并將政治和經濟系統視為或多或少與宗教類似的系統。

[6] 《物種起源》全名《論依據自然選擇即在生存斗爭中保存優良族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是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系統闡述生物進化理論基礎的生物學著作,1859年11月24日在倫敦出版。該書中,達爾文根據20多年積累的對古生物學、生物地理學、形態學、胚胎學和分類學等許多領域的大量研究資料,以自然選擇為中心,從變異性、遺傳性、人工選擇、生存競爭和適應等方面論證物種起源和生命自然界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以及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轉化定律),對人類有杰出的貢獻。

[7] 常用漢語中進化和演化還是有明顯區別的。進化帶有“進步”的含意,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演化在字面上的意義比較中性,是表達連續與隨機的自然發展過程。由于漢語中“進”與“退”是代表相反意義的兩個字,進化與退化相對應,而演化則沒有對應的反義詞。對Evolution到底是翻譯成進化還是演化,是近年來學術圈爭論的一個熱點,因為它直接關系到我們耳熟能詳的達爾文“進化論”。讓大多數人想不到的是,其實達爾文在闡述進化論(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一書中并未用過Evolution這個詞,而是用“經過改變的繼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改變過程”(processof modification)或是“物種改變的原理”(doctrine of the modification of species)等詞。他非常反對將“進步”之類的用語來描述生物改變的過程,在《物種起源》第7章中寫道:“(天擇)的最后結果,包括了生物體的進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兩種現象”。之所以會改用evolution來描述生物演化現象,是因為達爾文進化論擁護者、英國大哲學家赫伯特·史賓賽((Hebert Spencer)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將所有的描述分支進行了統一。從此以后, 學術界普遍接受了斯賓塞的用法,用evolution 一詞表示生物演化現象。演化則被定義為生物物種為了因應時空的嬗變,在形態和行為上與遠祖有所差異的現象,而這種差異既有進化也有退化,明顯較適用于生物學的討論,也比較貼近達爾文的原意。換言之,達爾文“進化論”中的evolution本身是沒有方向性的,而“進化”則將低級到高級的,由簡單到復雜的方向變成了預設條件。

[8]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出身英國貴族(1822~1911)。他是查爾斯·達爾文的姑表弟,深受其《物種起源》一書的影響,致力于個體差異與心理遺傳的研究。1884年創建人類測量實驗室。1901年與其學生 K.皮爾遜創辦《生物統計學》雜志.1904年捐贈基金在倫敦大學創辦優生學實驗室。金融史學家、彼得·伯恩斯坦公司的創始人及總裁、《投資組合管理期刊》的創辦人伯恩斯坦這樣評價高爾頓:一個世俗的勢利小人、一位業余科學家。他這樣記錄高爾頓所作所為:繪制“英國美女地圖”:在他上街時,他還對女孩們的漂亮程度進行分類,當看到一個漂亮女孩時,他就在左邊口袋的卡片上扎一個小孔,如果遇到一個相貌一般的女孩時,他就在右邊口袋的卡片上扎一個小孔。結論:倫敦女孩得分最高,阿伯丁最低。當然,這些行徑不是高爾頓備受非議的主因,他的優生學和遺傳決定論才是飽受非議最重要的原因。

[9] 高爾頓強調遺傳是形成個體差異的原因。高爾頓通過譜系調查,論證了遺傳因素與個體差異的關系。他在調查了1768-1868年這100年間英國的首相、將軍、文學家和科學家共977名獲得智力成熟的人的家譜后發現:其中有89個父親、129個兒子、114個兄弟,共332名杰出人士。一般老百姓中每4000人才產生一名杰出人士。因此他認為普通能力是遺傳的。在調查30家有藝術能力的家庭中,他發現這些家庭中的子女也有藝術能力的占64%;而150家無藝術能力的家庭,其子女中只有21%有藝術能力,因此斷言藝術能力這種“特殊能力”也是遺傳的。高爾頓根據遺傳與個體差異的關系倡導善擇配偶,改良人種,并在1883年《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一書中首次這個研究領域命名為“優生學”(eugenics),這個詞的希臘語詞根的意思是優秀、出色。在殖民主義盛行時期,像高爾頓這樣的種族主義觀點在英國上層社會并不罕見,但是高爾頓賦予了它們類似科學樣式的蒙皮。他擁有全球旅行家的威名,這是維多利亞時代博物學家的傳統操作,就像他那位搭乘過小獵犬號的表親一樣。他對其他人種劣于英國白人的評價進一步將這些觀點推上常識的神壇,合理化殖民者在亞洲、非洲和美州難以估量的暴行。不幸的是,半個世紀后,這個詞為納粹所用,他們據此屠殺了成百上千萬的、他們認為“完全沒有才華和價值”的人們。

[10] 簡三學習法課程設有媒介素養章節,會有詳盡的介紹。

[11] 水熊或稱水熊蟲,是對緩步動物門生物的俗稱。這是一類有八只腳、生活在水中的動物,和節肢動物有關。它們之所以得到這樣的通用名稱,是因為它們的外表以及它們像熊一樣走路的樣子。以植物、藻類、細菌和小型的無脊椎動物為食。它體形細小,體長0.05-1.4毫米,通體透明,足跡幾乎遍布全球。一旦生存環境惡化,身體便縮成圓桶狀自動脫水(隱生狀態),蟄伏忍耐。德國佛萊堡大學的拉姆曾把水熊蟲分別放在150℃和零下200℃(接近絕對溫度)的環境中,再置于常溫下,給予水分,它竟奇跡般地復活。5700戈瑞強度的放射線,原子彈的輻射殺不死它;600兆帕的壓力,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水壓的6倍也壓不扁它。請記住它,具有超強生命力的生物——水熊蟲。

[12] 血腦屏障指腦毛細血管壁與神經膠質細胞形成的血漿與腦細胞之間的屏障和由脈絡叢形成的血漿和腦脊液之間的屏障,這些屏障能夠阻止某這些物質(多半是有害物質)由血液進入腦組織。這種結構可使腦組織少受或免受血液中有害物質的損害,從而保證腦組織內環境的基本穩定,對維持中樞神經系統正常生理狀態具有重要的生物學意義。

[13] 在簡三學習法原理篇會詳細介紹大腦的運作機制,大腦的能耗,只要用在鈉鉀泵的消耗上,而思考的消耗與之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宏觀上,大腦的能耗是非常穩定的。因此,從生物演化的機制看,葡萄糖的供能水平和大腦的消耗是匹配的,而且,葡萄糖氧化的產物干凈,對大腦環境友好,蛋白質氧化常常會產生氨,脂肪氧化的中間產物酮,這類物質一般認為對大腦有一定的毒性。另外,血腦屏障的存在限制了大分子的進入,也是適配葡萄糖供能的。

[14] 所以現代人類,懷孕10個月就到預產期,生下的孩子除了必要的身體器官功能是完整的比如心臟等,其他比如消化系統,視力等都要慢慢才能跟上節奏人類為了生存繁衍,基因突變產生了“早產”基因,讓還未完全發育成熟的胎兒提前出生,因為此時的胎兒頭部還未完全發育,身體骨骼也非常柔軟,能夠通過狹小的產道,順利出世!人類要通過“早產”的方式才能繁衍后代,是因為人類直立行走,在1000萬年前。隨著地球氣候的變化,一部分猿糞追隨著森林的腳步,演化成了現在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另一部分則被迫留在原地,干旱使得高大的樹木逐漸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干燥的草原環境,人類遠古祖先也從樹棲生活被迫適應地面生活。地面上遠沒有樹上那么安全,在猛獸橫行的時代人類有許多天敵,直立行走能夠讓人類看得更遠,在保證自身處境安全的同時發現更多的食物,直立行走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保存更多體力,科學家研究發現,人類直立行走所消耗的能量只有四肢行走的黑猩猩的四分之一,人類可以生存地更久,在長時間行走時保存更多的體力。

[15] 前額葉皮質大約22至25歲才完全成熟。

[16] 關于人類起源學界沒有確信的說法,目前認傳播度較高的是非洲單一起源的說法。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科學支持人類多地起源的說法。筆者,是支持人類多起起源的,因為這符合萬物的基本演化模式。復旦大學教授李輝、南京大學教授孫雪峰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PNAS發表論文,為非洲單一起源說提供新的間接材料。但另外的研究卻為質疑人類單一起源說提供實質材料。有科學家通過研究后推測,人類的線粒體遺傳物質或許不一定全部來自母體,可能存在一部分物質是來自于男性,這就是說,我們單靠單地的遺傳物質來追溯人類起源是不可能,因此單一起源說的立足根基之一被破拆了。

[17] 實當時,美國遭遇經濟危機,人民大量失業,很多人生活困難。當時避孕手段落后,窮人家生多了孩子養不起,只好送人。特別是有的窮人家庭,本來就有好幾個孩子了,一下子又生了雙胞胎出來,家庭沒有喜悅,卻犯愁如何養活他們。只好把其中一個,或把兩個都送給福利機構收養。同卵雙胞胎是由同一個受精卵在子宮內還沒著床前,就分裂成兩個細胞了,并分別著床發育成人的。他們的基因是100%相同的。

[18] 明尼蘇達大學的行為遺傳學家托馬斯·布沙爾(Thomas J.Bouchard Jr.)與其同事聯合發表了驚人的發現:不在一起生活的雙胞胎和三胞胎的智商差異約有70%與遺傳變異相關。更重要的是,盡管被試的同卵雙胞胎(他們的基因被認為100%一致)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在一起度過,但是與自幼一起成長的同卵雙胞胎一樣,他們在性格、職業興趣、業余愛好以及社會態度等各個方面均非常相似。這項研究以及其后成百上千的雙生子和寄養子研究描繪了一致的畫面:遺傳變異很重要。關于遺傳變異如何重要以及哪些基因重要,這些研究只字未提。

[19] 羅杰·霍克(Roger R. Hock) 博士是美國門多西諾學院(Mendocino College)的心理學教授,在心理學方面有多年教學經驗。在教學過程中,他發現大多數心理學教科書因篇幅有限,無法詳細介紹作為學科基礎的研究過程,于是籌備本書以填補教科書與科學研究之間的溝壑。霍克站在學科發展的高度,縱觀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歷程,精心篩選出對心理學發展影響大、文獻引用較多且至今仍受關注的40項研究,范圍涵蓋廣泛,介紹全面詳實。《改變心理學的40項研究》1992年出版本書的第1版之后,好評如潮且備受關注。本書的獨到之處在于從歷史的角度展示了心理學史上最有名的40項研究,并介紹了這些研究的后續進展和相關研究。通過閱讀本書,讀者能夠真正了解心理學發展的來龍去脈,并激發對心理學的熱情。這本書包含10個心理學專題,分別為“生物學與人類行為”、“知覺與意識”、“學習和條件反射”、“智力、認知和記憶”、“人的發展”、“情緒和動機”、“人格”、“精神病理學”、“心理治療”和“社會心理學””。每個專題包含4個研究,研究的內容包括:題目、研究者、研究背景、理論假設、研究方法和結果、研究發現的意義、相關研究和近期應用以及作者結論。

[20]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是應用基因組中數以百萬計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為分子遺傳標記,進行全基因組水平上的對照分析或相關性分析,通過比較發現影響復雜性狀的基因變異的一種新策略。2005年,Science雜志報道了第一項具有年齡相關性的黃斑變性GWAS研究。之后陸續出現了有關冠心病、肥胖、2型糖尿病、甘油三酯、精神分裂癥以及相關表型的報道。Genetic Epidemiology、Biometrics等雜志也在遺傳統計學角度對GWAS進行了數據統計學方向的探討和研究,以實現低成本、高效益地找到遺傳標記與疾病間的關聯,同時解決GWAS分析過程中出現的假陽性問題。GWAS為人們打開了一扇通往研究復雜疾病的大門,將在患者全基因組范圍內檢測出的SNP位點與對照組進行比較,找出所有的變異等位基因頻率,從而避免了像候選基因策略一樣需要預先假設致病基因。同時,GWAS研究讓我們找到了許多從前未曾發現的基因以及染色體區域,為復雜疾病的發病機制提供了更多的線索。

[21] 早在2011年,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研究行為遺傳學的經濟學家菲利普·柯林格(Philipp Koellinger)就與丹尼爾·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大衛·塞薩蘭(David Cesarini)一起成立了社會科學基因協會聯盟(SSGAC),招募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匯集數據,以進行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他們希望能把特定性狀的基因效應和環境效應區分開來。SSGAC調查的第一件事是人們受教育的程度。隨著對生理學和疾病的研究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科學家并不認可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方法用于社會和心理屬性研究。

[22] 遺傳學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勞伊(Abdel Abdellaoui)通過基因數據分析發現,和其他地區的人相比,這些生活在前礦區的居民的DNA不同尋常。他們擁有某種基因變異的數量更多,而這種基因變異,被發現與“上學時間短”這類行為特征有“相關性”。科學歷史學家納撒尼爾·康弗特(Nathaniel Comfort)曾指責這些研究“為優生學(Eugenics)打開了一扇新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