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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周恩來在世的時候，鄧穎超數十年來甘居幕后。周恩來為了黨的最高利益，幾次圈掉了鄧穎超進入中央高層的名單。1976年周恩來病逝以后，鄧穎超才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等職。
1、您的日記太真實了，里面記錄的細節，所有的感嘆，發出來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或許可以用文學手段修飾一下？
2、好些人說寧可關注方方的日記，也不愿意相信《長江日報》這些媒體，您怎么看？有沒有想到武漢日記會引起這么大的反響？
3、“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這句話成了此次疫情中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回過頭來看這句話，有沒有覺得它變成了一個預言？
4、您每天都在關注個體的新聞，除了武漢日記，有沒有想法將來把某個個體的命運記錄下來，寫成小說？（或者說有沒有哪個個體的命運是最觸動您的？）
5、有人說，此次疫情中，中國作家集體失聲，為什么您要出聲？尤其是您的日記里面有相當多對不作為官員的指責和對武漢的批評……
6、“如果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這段話讓我想起了發生在您身上的很多故事，像“某作家活動魯迅文學獎”“某詩人評審職稱晉升”，你發表的質疑書，這些其實都是批評，其實都是身邊的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但是您都要發聲批評。對您來說，批評意味著什么？
7、您認可作家除了寫作，還應該承擔起更多社會責任嗎？
8、當初關于批判您的小說，您遭遇了廟堂和江湖兩方面的圍攻，怎么看？群情洶洶而來。害怕么？
9、也就是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評價起方方這個作家，您希望是“她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的、有良知的、令人敬佩的女作家？”還是“她是一個文字水平高超，寫作技巧卓越的作家”？
10、當初在創作《武昌城》時，您是如何平衡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想象？您覺得銘記歷史對于當下生活的人們有何意義。
方方：小說到底是小說，它是需要虛構的。但寫真實歷史的小說，必須尊重歷史。我只是把我筆下的人物，放進這段歷史過程之中。所有的歷史，都是有縫隙的。我在寫歷史小說時，腦子里會展開歷史事件這樣一張大圖，然后，尋找出其中的縫隙，讓我的人物在其中穿行。銘記歷史這樣的事，就是一個詞的意義，即：以史為鑒。
11、其實網上也有很多質疑或者反對您的聲音，面對這樣的聲音，您會不會覺得委屈或者傷心？您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周圍人的恐懼和慌亂中，是怎么保持平常心的？
12、前作協主席這個身份，對你有保護作用還是有負面影響？
13、您相當多的作品都是描繪武漢人的生活，您最喜歡武漢人的哪一點？這次的肺炎疫情，有沒有讓您體會到武漢人的其他不同方面？
14、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城市的關系？
15、如果疫情過去，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但是他優柔寡斷，導致了他將愛與性的界限模糊了，他天真的以為他可以和百合私奔之后重組家庭。沒有愛和溫暖，如何組家。于是后來，百合與其他男人有染，這是百合的本性，但是武勝松的優柔讓他不明白，他之前沒有看清，所以他接受不了，走了。于是百合和他的故事結束。他打電話給馮玉敏，馮玉敏已經和別的男人在一起，她告訴她找到了幸福。于是，他和馮玉敏的故事結束。
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熱愛著生活，樂觀著人生，使他的天才橫溢一生；他一戲墨，就創立了中國文人畫；他一寫字，就有著驚世的書法流芳千古；他一好吃，就傳出東坡肉“、”東坡餅“諸類佳肴；他一穿戴，就使”東坡帽“、”東坡屐“民間長存；他一說笑，就讓和尚成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蘇東坡稍一動彈，就會留下一道濃重的文化色彩。
大穩定性強一點
建議搞清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是否到街頭叫賣過《新華日報》
越具體這個人的掌控力越強。手指尖尖的攻擊性，黑黑的，做了不好的事情。
透露周恩來病逝前的情況
不過，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于稱呼，一用于后綴，不會混亂。而武漢人則不論是“您”還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結果就鬧出這樣的笑話來。一個武漢人問：“您家屋里的豬養得好肥呀，么時候殺您家？”對方答：“明兒殺您家?！眱蓚€人都很客氣、講禮，但結果卻好像兩個人都挨了罵。
其實，武漢人不但火氣大，而且“禮性”也大。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謂“嘀哆”，也就是嘮叨、啰嗦、粘乎、婆婆媽媽、拉拉扯扯，有時也包括瞻前顧后、想法太多等等，總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漢人就會說：“莫‘嘀哆’，搞‘唰喇’點。”又比如到有關部門去辦事，辦事人員又看材料又看證明還要盤問半天，武漢人也會評論 說：“這個人蠻‘嘀哆’?！憋@然，這里的“嘀哆”，已不是“嘮叨”了。不過，就批判譴責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較“差火”為輕。嘀哆是性格問題，差火是道 德問題；嘀哆讓人不耐煩，差火則簡直不是人。
1977年以后，一些報刊不斷地發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其中有人提到這樣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曾經到街上叫賣《新華日報》。鄧穎超認為此事可能與史實有些出入，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并沒有到街頭賣過報紙。1978年8月，鄧穎超在北京接見重慶紅巖紀念館負責同志時，就周恩來是否在皖南事變發生后到重慶大街上叫賣過報紙一事指出：“此事最好要搞清楚，這是你們紅巖的責任?！瓕Χ鱽淼男麄饕欢ㄒ獙嵤虑笫恰！?/p>
說了這么多，全是在替方方說話，現在我得回頭說她兩句了。
1982年，鄧穎超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部分同志談話時，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要求他們替她向上海有關部門轉達意見。鄧穎超這次提到的問題，是上海市委在思南路107號當年以周恩來名字命名的公館舊址上籌組周恩來紀念館一事。
方方的形象現在從云端墜入了谷底，以前被贊為“中國作家的良心”，現在被斥為“那個姓汪的漢奸”。
耳朵放到頭發里面，喜歡聽八卦消息，小道消息。
記住，沒有勝利，而是結束
他們當然“什么娘都敢罵”了。
一個人能活得如此舉足輕重，那該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國的文化倘若將蘇東坡連根須帶枝蔓地挖取出來，我相信整個中國文化史都會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蘇東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態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讓我們后人真正見識到什么叫做天才詩人。什么叫做大家氣度。
方方：有很多人觸動過我，也感動過我，但我并沒有想過寫小說，因為我自己手上的寫作計劃已經太多了。
當然，我說的這些都是陽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閃爍的時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種不為朋友所知的情懷，也會有憂傷和惆悵，也會有隱隱的孤獨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筆（確切地說是電腦），有開朗的性格，這一切會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轉瞬而逝。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漢話叫“唰喇”。對于一個武漢人來說，“唰喇”與否是極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著一個人夠不夠意思和有沒有意思，而且甚至決 定著一個人會不會被人看得起。比如你對一個武漢人介紹另一個人說“那個人一點都不‘唰喇’”，這個武漢人的眼里馬上就會露出鄙夷蔑視的目光。
和武漢人交“梗朋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說不難，是因為武漢人對朋友的要求并不高。他們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只圖對脾氣、夠意思。說不易，則因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梗的”。在武漢人看來，交朋友就得“一根燈草點燈——沒（讀如“冒”）得二心”，不能“碼倒搞”（做假）、“詐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
沒有了自我批判，社會怎么進步呢？我們怎樣發揮人民監督的制度優勢呢？
嘴巴表達說話
照理說，武漢人這個要求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