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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是我們熟知的北宋詞壇大家，他的第七子晏幾道在詩詞上同樣具有很高的造詣，他們的詞作對北宋前期的詞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故而被后人合稱為“二晏”。
雖然二人之詞在內容上皆是以飲酒歌舞，閨情美景為主，但兩人在詞境的表達上卻各有不同。晏殊用詞精妙又不失雍容華貴之氣態。以《蝶戀花》為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一句，情、景、境三者具備，既有淡淡的的情感流露，又能引人進一步思索，對感情的拿捏恰到好處。晏幾道之詞則更加大膽一些，詞風更加清麗，辭藻更加艷麗，情感也較為強烈，他詞中的感傷情緒更是捕獲了一大批粉絲。在他在《臨江仙》中寫道：“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當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更是對往昔的眷戀與深情。此外“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在情感上的表達則更加明顯。
父子倆的詞各有千秋。
晏殊之作雖為花間之詞卻透露著悠閑的情趣，別具一格。如《清平樂》一詞：“紅箋小字，說盡平生意。鴻雁在云魚在水。惆悵此情難寄。斜陽獨倚西樓，遙山恰對簾鉤。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雖有相思之情卻能哀而不傷，語淺情深，情景一氣舒卷又能給人以淡然之感。
晏幾道的詞作則是將花間詞的閨情與清麗發揮得淋漓盡致。如《蝶戀花》一詞：“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衣上酒痕詩里字。點點行行，總是凄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追憶舊情，凄婉深摯，于情于景皆深感人心。
他們在情感表達上一個收放有度更加理性，另一個則是真情流露，多了一份隨性。兩人詞風心境不同，究其根本，或是兩人的生平差異所致。
晏殊，除了是詞人之外還是北宋的政治家。聰慧的他五歲就得“神童”之稱，14歲就得以賜同進士出身，最高時曾官拜宰相。雖幾經沉浮，但也算在朝中身居要職，對于朝政兢兢業業，堪稱一代名相；在教育領域扶持應天書院的發展，推動了“慶歷興學”整頓改進太學和教學制度，一些措施雖未能夠保留但也沖擊了因循守舊的陋習，歐陽修稱贊他“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為人方面，雖身居高位卻也不孤傲，剛毅直率、待人親和、唯賢是舉，像范仲淹，王安石這些名人大家也是出自他的門下。在《宋史·晏殊傳》中記載“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圣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余年。”家境富裕、官居要位、為人忠正這幾點使得他眼中少了世俗喧囂，他處事寬慰，他的心境意趣在他的詞中也多有體現。
晏幾道，雖然也像他父親一樣聰慧且具有才情，但卻并沒有跟他父親一樣的政治地位，只擔任過一些小官。幼時家境優渥，“暮子”的身份加之文藝才華絲毫不輸其父也使他得到更多的憐愛，這也造就了他孤傲異于流俗的特點。在父親去世后，他不愿憑借父親的關系謀求官職，也不愿參加科考。因家道中落，他的詞風更加哀婉。相較于晏殊，他的詞多了一些兒女情長和世間愁苦。他寄情詩酒，夜夜笙簫，卻又自持文采甚高，縱酒填詞，不料仕途再生變故，因政治斗爭波及，受牽連入獄，晚年的他在詞中回憶往昔的美好生活。“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關山魂夢長，塞雁音書少。兩鬢可憐青，只為相思老”他的詞雖是情愛艷詞，卻難免更添凄苦蒼涼之感。《人間詞話》王國維評價他“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可以看出他凄婉的詞也是他對于世間不易的傾訴。
父子兩人一個當朝宰輔經略天下、一個家道中落醉臥花叢；一個克制，一個放縱；一個坦然通透，一個率性而為。不同的人生際遇造就了兩人不同的詞風，但從詞作的價值來說，二人之詞作都不乏珍品佳作。小晏繼承了大晏的婉約，花間詞派也在父子二人的帶動下逐漸發展起來。
戚繼光自己不僅刻苦訓練，還時時監督和教導弟弟。
弟弟戚繼美，很聽哥哥的話。
兄弟倆就像西晉末年的大英雄劉琨、祖逖一樣，同床而臥、抵足而眠，每天早上聞雞起舞，勤練武藝，打熬筋骨。
某天，戚繼光就告訴了弟弟自己的一個決定——參加科舉考試。
戚繼美一下子就愣住了。
要知道，人們參加科舉考試就為了博取功名利祿，但哥哥已經世襲父爵位官居四品，為什么還要參加科舉考試呢？
戚繼光的理由很簡單：證明自己。
當然，戚繼光所要參加的科舉考試是指武科舉考試。
通過考核武藝以選取武學人才，先秦時已經出現。
構建武學學校，專門培養軍事人才，則肇始于唐，興盛于宋。
唐承隋制，開科取士，且到了武則天朝，又增設武科，選取武學人才。
當時的武舉考核主要是以戰斗中的各種技能以及體能素質為主要項目，僅試武藝，不試策論。
唐朝最有名的武舉人就是郭子儀。
宋代創立了比較完備的武學體制，并開始將武舉制度與學校教育緊密結合，開始呈現出體系化、成熟化的特點。武舉考試的原則是：以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
插一句，大家受《說岳全傳》影響，以為岳飛是武舉出身，其實不是。
到了元代，元統治者不愿意看到漢人習武，終元一代，沒有舉行武舉。
在明王朝建立前一年，即吳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頒布了文、武兩科取士的詔令，廣求天下能人賢士。
可是，從洪武三年到洪武五年，連試了三年，朱元璋認為這些挑選出來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罷科舉不用。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開科，但只從文科取士，未開武科。
其后的建文、永樂兩朝，也都沿襲了朱元璋的思想，未開武舉。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國已不復洪武、永樂兩朝的威風霸氣，也沒有仁宣兩代的承平晏樂，盜賊蜂起，邊患頻仍。
監察御史朱鑒于是上《請設京衛武學疏》，以唐代武舉挑選出裴端、郭子儀為例，說就因為唐王朝得到了這樣的蓋世大材，從而收到再造奇功，提出開武學，以典武科的建議。
正統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準朱鑒的奏請，下令在南京、北京各辦一所武學，立武學學規。
不過，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撻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偉烈雄風，聽說瓦剌犯邊，便輕啟親征之舉，結果在土木堡被俘，武舉之立也因之擱淺。
到了天順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個年頭，英宗病逝，憲宗即位。
憲宗深以“土木之變”為恥辱，而西北邊防也已成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再者，武職世襲弊竇叢生，八股取士又難錄得全才。于是，于該年十月批準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舉法》。
經過從天順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發展，武科考試程序與項目算是初步完善了。
到了武宗朝，明武宗對國家武備建造極其重視，武舉制度趨于成熟，所受待遇越來越高。
比如，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詔令：該年武科考試結束，自己將在是府賜宴武舉人，該宴就賜宴中府，稱“會武宴”。
此舉，開明代武舉賜宴的先河。
武宗朝的武舉人許泰，做官一直做到左都督，被武宗收為義子、賜國姓（朱）、封永定伯。
嘉靖年間“倭患”漸烈，時代呼喚名將。
這個背景下，武舉人俞大猷在抗倭戰爭中脫穎而出。
俞大猷是嘉靖十四年的武舉人，武功高強，曾到少林寺踢館，橫掃少林寺僧眾。
戚繼光毅然決然地去參加了武科舉考試的這年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他先參加鄉試，毫無懸念地錄取了武舉人，第二年，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到北京去參加會試。
不過，在京師舉行會試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讓戚繼光揚名科場的夢想破滅了。
這件大事就是俺答集結起十萬人，自古北口進犯密云、順義、通州等處，兵臨京城城郊，對北京就形成了包圍之勢。
這場變故，史稱“庚戌之變”。
俺答來勢兇猛，京師震動。
科舉考試也就被迫取消了。
但戚繼光也不必因此而沮喪，很快，他就在戰場上獲得了比科場上更光榮、更耀眼的聲譽。
當時的京城內只有三四萬老弱殘兵，難以抵擋十萬來寇，大明兵部經過討論，迅速制定了兩項應急措施：
一則是火速馳調大同、河南、山東等地兵馬來援；
二則是全民皆兵，把京城里的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參與“京師保衛戰”。
戚繼光作為參加會試的武舉考生，被重視程度自然要高于其他普通老百姓，被安排到第一線防守。
俗話說，是金子終究是要發光的。
戚繼光的才華因為敵人的遠道來襲而大放光芒——他在俺答肆虐京畿地區期間，作《御虜方略》，提出了十幾條克敵取勝的切實良法，上交兵部。
兵部的一位主事讀后，驚喜若狂，不但迅速向朝廷舉薦了戚繼光，還派人刊刻《御虜方略》，分發給各層將士學習，用以制敵。
戚繼光也被任命為京城九門提督的總旗牌官，而當俺答退去，再被兵部以國士的名義推薦給嘉靖皇帝。
山東直指劉公瑤在推薦疏里說戚繼光是“青年而資性敏慧，壯志而騎射優長。扣衷富有甲兵，投筆深通章句。允閑軍旅之事，卓有乃父之風”。
而在兵部主事計士元在推薦疏里，戚繼光被說成是“才猷虎變當收儒將之功，意氣鷹揚可望干城之寄”——預言他將來會成為大明王朝倚若長城的人物。
事實證明，計士元的眼光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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