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亞當·圖茲的《崩盤》和《停擺》都是針對最近十年歷史和當下時勢的暢銷之作。不過這兩本書可能沒有展現他作為近代史專家的看家本領。他在最新的訪談中不無懊惱地承認，關注時局令他有點喪失方向感。如果讀者想要了解圖茲作為專業史學家的最佳發揮，又不想一開始就探入過于專門的領域，2014年出版的《滔天洪水》會是個非常不錯的切入點。

本書主要講述國際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建國際秩序的艱苦努力。在當中我們會發現，是人類理想和能力的限度而不是單純的邪惡與愚蠢鑄造了歷史的諸多不幸。背負歷史責任、承受清理混亂的人們盡其所能，既為災難埋下種子，也為未來奠定希望。

《滔天洪水》，亞當·圖茲著，陳濤、史天宇譯，理想國｜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年5月。

1916：水深火熱

《滔天洪水》的敘事起于1916年底。彼時，歐洲已經承受兩年多殘酷的浩劫。所有參戰方都精疲力竭，戰線卻和1914年圣誕節沒什么區別。在西線，英法試圖打破僵局的索姆河戰役徒勞無功。德國試圖將法國人力消耗殆盡的凡爾登絞肉機也沒達成戰略目的。在東線，伏羅希洛夫將軍發動的閃電攻勢一度將奧匈帝國推入崩潰的邊緣，卻無力鞏固難得的戰果。英國的阿斯奎斯內閣倒臺，善于煽動的改革派自由黨人勞合·喬治繼任首相。他誓言要把戰爭進行到底，卻對公眾隱瞞英國的錢袋子已經見底的事實。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不想冒著撕裂國內政治的風險得罪軍方和政治右翼，公開追求談判下的和平。他也不能指望同樣沒有決斷力的威廉皇帝能在政治壓力下給予其毫無保留的支持。

大戰陷入了軍事和政治的雙重僵局，看不到明顯的出路。打破僵局所需的新動力會從內外兩個方面制造政治與社會的斷層線，激烈改變參戰國的國際國內局勢。這些變化，正如人們當時就感受到的，通常不可逆轉。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在《大戰：1914到1918年的世界》中指出，參戰各國如若想在不改變戰前體制的前提下結束戰爭，1916年底是最后的機會。

從內部方面來看，曠日持久的大戰是對不同國家政治體制和社會構造之堅韌程度進行的大考。越是在現代制度建設上走得遠的國家，越能更好地適應這一殘酷的新競爭。沒有通過考驗的國家，就會面臨崩潰。

強有力的國家會更有效率的將資源集中到維持戰爭努力的方面，并反過來增強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的掌控。在英國嚴苛的封鎖下德國經歷了嚴重的物資困難，以至于1916年的冬天以“蕪菁之冬”的名字流傳歷史。然而德國卻沒有喪失戰爭意志與能力，在1917年打垮羅馬尼亞后迅速改善了物質狀況。反倒是理論上足以養活整個協約國的俄羅斯帝國，由于計劃協調與運輸能力落后，首都彼得格勒陷入無法克服的短缺，成為誘發起義的導火索。

相對更為成熟的制度也可以將劇烈的變化納入體制，擴張自己的統治基礎與合法性。勞合·喬治第一次把工黨政治家帶入英國內閣。德意志帝國的《愛國輔助役法》不得不尋求社會民主黨的贊助或默許。奧匈帝國的卡爾皇帝重開自1914年就暫停的議會，試圖為自己的統治制造新的凝聚力與合法性，無論是繼續戰爭還是尋求和平，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3年多的戰爭和軍方的胡作妄為已經肢解了多瑙河帝國脆弱的多民族共存社會。新開的帝國議會成為捷克民族主義者聲音的放大器，暴露了帝國內部的裂痕和卡爾皇帝的無力。沙皇俄國更加缺乏包容性的政治過程。在短暫的愛國團結和勝利的前景幻滅后，鎮壓手段幾乎是當局唯一倚靠的工具。這一法寶的效用自有其極限：1917年國際婦女節，彼得格勒的婦女上街抗議買不到面包。局勢迅速演變為暴亂和兵變。沙皇尼古拉在國家杜馬、軍隊、社會力量的脅迫下退位，統治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轟然倒塌。

亞當·圖茲（Adam Tooz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劍橋大學和耶魯大學，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為 20 世紀和當代經濟史，并廣泛涉獵政治、思想和軍事歷史領域。代表作《毀滅的代價》獲沃爾夫森歷史圖書獎和朗曼—今日歷史圖書獎，《滔天洪水》獲《金融時報》《新政治家》2014 年度好書、2015 年度《洛杉磯時報》歷史類圖書獎，《崩盤》獲萊昂內爾·蓋爾伯獎、《經濟學人》2018 年度好書、《紐約時報》2018 年度關注好書等榮譽。

另辟水源？沒有勝者的“十四點原則”

美國的作為與不作為，本來是外部條件，但在此刻，卻成為了更為決定性的因素。不管最終戰爭走向何種結局，以美國的金融和經濟力量為軸心都將是戰后新秩序的根本特征。因此《滔天洪水》把威爾遜及其繼任者放在聚光燈下就是個十分自然的選擇了。

1916年，成功連任的威爾遜對參戰各國發出和平照會。美國總統最初提出的主張并不是后世所銘記的“十四點”，而是所謂“沒有勝利者的和平”。英法對意大利和俄羅斯所許諾的瓜分戰敗者殖民地的密約此時還沒有暴露。但說威爾遜天真到對協約國的戰爭宣傳照單全收，同樣不是現實。協約國固然可以說自己的戰斗站在文明和正義一邊，可他們陣營中不也有沙皇俄國這個怪物嗎？

華爾街或許一直在為協約國的戰爭融資提供擔保和手段，這是他們能從美國善意中立中所能獲得的最大限度的好處。但是要奪取全面的勝利，這些支持是不夠的。到1916年底為止，協約國的物質優勢還無法壓倒中央同盟在戰術和組織上的高水平與大膽創新。威爾遜在1916年末所提出的和平倡議，固然為交戰國達成談判的和平提供最后的機會，但對追求完全勝利的勞合·喬治、克列孟梭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假如中央同盟真的響應威爾遜的號召，并提出相對合理的談判訴求，停戰的壓力就會完全落到協約國一方。

讓英法領導人大松一口氣的是，這次機會沒有被德國和奧地利抓住。德意志帝國議會中主張有限戰爭的議員并沒有站在貝特曼首相背后，皇帝還是同樣優柔寡斷。若德國把自己能接受的停戰安排公開化，必然會出賣奧地利的利益，從而損害和這個唯一可靠盟友之間的關系。德國軍方頑固地相信美國早就站在英法一邊，中立不過是幌子。換言之他們從沒認真考慮過威爾遜想要真心促成和談。這反過來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讓德國輕算了貿然發動無限制潛艇戰與挑釁美國的戰略后果，釀成了不可挽回的政治誤判。

圖茲力圖證明，威爾遜和其繼任者盤旋在亂局之上的態度不是所謂孤立主義，反倒是以美國領導力塑造世界秩序的一套獨特看法。他曾經要極力避免美國明確加入戰爭某一方的局面。這一判斷不僅出于其“理想主義”也出自其對“現實政治”的理解。在內心深處，威爾遜不相信歐戰是一場“正邪之爭”，而是需要盡快結束的無意義苦難。歐洲毀滅性的大戰是舊世界的道路無法繼續的證據，也是讓美國正式登上世界領導地位的絕佳時機。在威爾遜眼中，歐洲文明的“內戰”和美國內戰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如果勝利一方基于自己所堅信的道德優越，對戰敗方施加道德的判決與政治的強制，那么戰敗方的怨恨將阻礙必要的和解。

也許是出于這個考慮，即便德國于1917年2月開展無限制潛艇戰之后，美國也沒有立刻下場宣戰。直到同年4月德國外相齊默曼一封極不明智的電報引發了美國輿論的憤怒，威爾遜才最終放棄中立，把美國的全部力量投入協約國一方。這個決定并沒有產生立即終結戰爭的效果。俄國災難性的崩潰和德軍異乎尋常的頑強讓戰爭變得更加殘酷和激烈。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和列寧的和平決議為戰爭的道德色彩蒙上了不詳的陰影。威爾遜現在的主要任務是適應最新的局勢發展。原來那套“道德等價”、“沒有勝利者的和平”的說辭已經過時了。美國總統現在和英法用同一個聲音譴責“德國軍國主義”發起戰爭的責任，并將協約國的戰爭事業打扮為創建一個“對民主安全”的世界。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十四點”提出的背景和他試圖解決的問題。

圖茲提請讀者注意，原始版本的“十四點”演講并不包含“民族自決”或“民主政治”的字眼。在本質上，它體現的是威爾遜的保守主義而不是激進主義。“十四點”的大部分內容是他追求公海開放、貿易自由、結束秘密外交的舊有主張。其重點仍然是終結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血腥內戰，締造長久的團結與和解。在殖民地人民之權利、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治下各民族之前途等問題上，演講的措辭明顯充斥了故意的模糊和父愛主義。威爾遜信服埃德蒙·伯克式的政治智慧。他相信，基于強力而非傳統的社會改造，不會將外來的制度和文化健康移植到一個社會。“民族自決”的口號實際上是勞合喬治與布爾什維克叫響的。威爾遜接受了它，從此這個更為激進的詮釋就和他和他的十四點捆綁在一起。只有更仔細地考察威爾遜立場隨著局勢變動而逐步發展的過程，我們才能更好地梳理其決策背后近乎融貫的方法和哲學。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任總統。

釜水波瀾：勝敗與平衡

《滔天洪水》描繪的這樣一幅美國政治的畫面更多現實、更少天真。它為我們厘清戰后秩序紛亂的頭緒提供了一條主要線索。抓住這條主線，也就看到了戰后國際秩序之矛盾的核心。理解了威爾遜主義中“現實政治”的這一面，我們才能意識美國從1917年參戰到1933年羅斯福上臺為止的對外政策，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有著激進的斷裂。

不管是威爾遜還是其后三屆共和黨政府，美國戰略的核心都是美國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并在此基礎上以美國的經濟實力和“道德模范”作為工具來塑造外部秩序，進而實現帝國主義強權之間“公平”之下的“團結”。美國需要保持在自主選擇的時間點、以自己的方式和程度參與世界事務的能力。多邊合作的正式同盟結構會限制這一自由，把美國寶貴的資源和道德權威投入到沉重和無益的義務中，滿足個別國家（主要是法國）的戰略野心而不是美國要推進的利益與事業。從根本上講，這是英國傳統上“離岸平衡”戰略思維更具野心的應用。它是一種和世界打交道和施加影響的方式，不是閉關自守的堡壘思維。至于這種戰略的成效和失敗，則是需要另外考察的問題。

協約國在1918年可以最終獲勝，離不開英法美三國經濟、政治、軍事上的深度協調與合作。胡佛在歐洲引以為傲的救濟工作，離開盟國在戰爭時建立的物資分配體系是不可想象的。到1918年美國有100多萬軍隊奮戰在歐洲戰場上。隨著英國開始廣泛使用護航艦隊，美國的運力也補充進來。德國人靠無限制潛艇戰切斷協約國補給線的幻想也落空了。德國在魯登道夫和興登堡的第三代總參謀部的勉力支撐下又堅持戰斗了一年半。他們指望東部戰線俄國的崩潰可以讓他們在西線有更多可供調動的兵力和資源。在1918年最后的攻勢中，德軍的突擊隊已經可以看到巴黎市郊。隨后協約國軍隊開始反攻，德軍士氣終于崩潰，魯登道夫鋼鐵般的決意也于事無補。戰爭最后階段的進程說明英美法同盟在其全力運轉時的威力是壓倒性的。

這種深度整合的合作模式對美國來說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威爾遜對此從沒有感到開心和從容。因此他在戰爭結束后思考如何解體這一聯盟結構并不比他思考戰后的國際秩序安排來的更少費心思。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聯盟這個設想本身，就是協約國戰時同盟進一步發展為永久建制這一選項的替代品。它的松散結構和異乎尋常的開放性與其說是缺陷不如說是刻意設計。在這樣的行動空間中，威爾遜設想，他可以最大范圍內發揮美國影響力，同時避免明確的同盟義務。威爾遜與國會就是否批準盟約的斗爭可以拆解為兩者對合同義務的不同闡釋：共和黨國會在盟約文本中看到的是美國必須承擔的根本無法實現的承諾。反過來，正是在盟約大而無當的言辭背后，威爾遜看到的是可以回旋推脫的余地。行政分支（總統）和立法分支（國會）之間的分歧，并不是所謂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對決，而更多是技術上的分歧。

英法對美國想要抽身而出的沖動充滿焦慮，這再自然不過。是美國全力的援助使得他們贏得這場費盡心力的消耗戰。美國債權人持有的大量權益就是勝利之代價的直觀體現。如此之大的透支永久改變了國際力量的結構。英國和法國都從戰前的凈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變成負債國。大英帝國陷入從愛爾蘭到印度橫跨三大洲的層出不窮的危機。德國在戰爭期間蓄意的破壞行徑讓法國北部的工業重鎮變成一片廢墟。巴黎本來是僅次于倫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現在和后者一道讓位給紐約。華爾街、美國國會、還有年輕的美聯儲如今掌握著資本主義世界金融體系的神經中樞。不管美國人是否承認，他們已經成了新的世界權力中心。這意味著美國的不在場正如其在場一樣會制造深重的后果。英國和法國將會是這些后果——歐洲權力的真空——最直接的承受者。對戰敗者來說，威爾遜的平衡思維提供了機會。德國右翼和軍方散布謠言，宣稱是議會中的破壞分子在背后捅刀子才讓戰場上戰無不勝的德國軍隊無法繼續作戰。事實正好反過來：如果不是主流社會民主黨在德皇倒臺的混亂中穩住了局面，宣布成立民主政府；德國將難以避免俄國在布列斯特遭受的恥辱失敗。在最壞的情況下，德國將面臨協約國全面的軍事占領，甚至遭受和二戰后類似的被肢解的命運。

揚揚止沸：秩序的重建

想要理解凡爾賽秩序的本質，就必須同時理解歐洲協約國、美國、德國面臨的戰略局面與各自的期待。英法渴望維系戰時同盟，他們在三大資本主義民主強國的合作中看到自由主義國際的無限潛力。這同時也是他們穩定自身岌岌可危的帝國秩序唯一能依仗的出路。美國人相信新秩序值得為之付出努力，但并不打算失去他們奉為至寶的行動自由來分擔別人的責任。如同后來歷史揭示的，這種態度重創朋友更甚于傷害敵人。德國從威爾遜華而不實的言辭中汲取了過多虛妄的期待，這讓他們相信自己在凡爾賽會場中遭受了奇恥大辱。實際上，德國是新國際秩序構想的第一批受益者，德國精英中的有識之士很快會發現并利用這一全新的可能性。

梅納德·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后果》制造的神話符合德國人的受害者心態，剛一出版就在德國獲得熱烈的認可。在當代的歷史研究中凱恩斯的具體判斷早就受到諸多質疑。按照圖茲的說法，《凡爾賽條約》確實是既寬大又殘忍，只不過寬大的對象是德國，而殘忍的對象是英法。德國沒有被占領，威廉皇帝沒有上絞刑架。克列孟梭沒有認真考慮過把萊茵蘭從德國分割出來的方案，他充分認識到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不是虛構，而是應該尊重的現實。上西里西亞被新生的波蘭共和國分走了一部分，這對自視甚高的德國人的自尊心是嚴重打擊。但這個方案不管怎么說是國際聯盟本著盡可能公正和實用的原則設計的。和二戰后德國失去毫無爭議的東普魯士領土，幾百萬德國裔人被迫離散故土的結果比起來，凡爾賽體系算是充分考慮到了各個族群的利益：兩戰之間的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在憲法中加入保護少數族群權利的條款，這與國際聯盟的努力密不可分。德國人與其說是遭受到實際的委屈，還不如說正是因為戰后體制把他們和波蘭人放在了平等地位上大呼受傷。德國人對《凡爾賽條約》中所謂關于德國“罪責”的條款十分不滿，認為這是強加給他們的道德審判。實際上，19世紀的國際法中從不排斥和約中規定戰敗方的賠償責任。德國人道德等價的主張，不過是利用了威爾遜主義的辭藻和德國未遭占領的幸運，來逃避自身徹底戰敗的現實罷了。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反對自18世紀亞當·斯密以來尊重市場機制、反對人為干預的經濟學思想，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經濟衰退乃至于經濟蕭條。著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合約的經濟結果》等。

凱恩斯真正意圖攻擊的對象是徘徊在陰影中的美國。普恩加萊總統占領魯爾的舉動從外表上看有耀武揚威的嫌疑，條約施加給德國的賠款義務也不能不說是沉重的。這全都是美國試圖從歐洲大陸撤回直接干預的后果。如果美國給予明確的安全保證，或者對聯盟間的貸款有更加寬大的安排，法國人并不排斥給予德國溫和的待遇。在這一切都缺位的前提下，連凱恩斯都承認，指望英法對德國單方面寬大“極不公正。” 20年代初期，各國經濟為從戰爭轉向和平建設不得不采取嚴苛的財政紀律和通貨緊縮，這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戰爭改變了國家對公民承擔義務的性質，戰爭中付出巨大犧牲的國民有理由要求政府負擔更為廣泛的社會福利，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開銷。威爾遜和他的共和黨繼任者并不希望戰后的局面制造出足以挑戰美國地位的聯盟，也并不希望自己成為法國在東歐的“軍事野心”的擔保者與一團糟的財政狀況的拯救者。法國必須以非常苛刻的條件從華爾街借款來避免國債違約。占領魯爾與要求賠款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凱恩斯只敢曲折隱晦地提到解決問題真正的責任落在美國頭上，而不敢直接開罪美國總統，這件事本身就充滿象征意味：英國精英認識到，美國的合作是任何可行的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對美國總統言辭激烈顯然是沒什么好處的。為了敦促美國對同盟間債務做出更加積極的安排，英國財政部甚至考慮過單方面廢止其他盟國對英國的債務，來“逼迫”美國進入債務談判。勞合·喬治試圖在瑞士洛桑會議上牽頭達成包括了德國、蘇聯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結果遭到近乎恥辱的失敗：比起響應英國首相的倡議，德國和蘇聯兩位國際秩序中的法外者選擇走到一起，簽署了提攜彼此合作的《拉帕洛條約》。

這樣一種對秩序的需求和供給嚴重失調的局面必然充滿矛盾和緊張。但卻未必不符合美國所設想的利益。美國警惕一切戰勝國之間、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集體行動結成同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排斥所有各方都參與的多邊機制。在一對一的談判中，美國才能將其優勢地位發揮到極致。缺乏國際聯盟更加實質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為擔保，英美法共同支撐的金本位制度，幾乎是自由國際主義的力量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美國以其手中巨額的債務和信用作為籌碼，最大程度的擇機干預歐洲和世界局勢。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壓力行之有效。道威斯計劃實際上終止了《凡爾賽條約》為德國設置的枷鎖，法國在英國（工黨政府！）的脅迫下接受了美國牽頭下達成的新安排。英法本來設想的是通過盟國間債務與賠款問題的一攬子解決來走出戰后的困境，但實際落實的安排則是美國銀行直接貸款給德國而不是法國。美國國務院再次表演了赤裸的政治平衡術。這種退居幕后、居間調停的外交風格定義了戰后美國對外政策十年，只有在1930年大蕭條爆發這樣的極端情況下，胡佛才出手宣布“延債宣言”，暫停所有戰爭相關債務的支付義務。即便如此，這一舉措也并不是美國和盟國對等磋商后的結果，而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寬宏大量”罷了。

考慮到國際聯盟體制的松散和缺乏實質力量，各國所面臨的困難，以及美國機會主義的參與方式，戰后秩序的成就是驚人的。道威斯計劃之后，美國資本大量流入德國和歐洲，催生長達數年的景氣上升。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協議開啟了十年的“海軍假日”時代，既緩和了主要大國與新興的日本之間潛在的矛盾，也把軍備競賽的資源轉移到了戰后亟需的重建事業上。《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即《非戰公約》）第一次將戰爭排除出一般的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讓國際法體系邁入全新的發展階段。狂人墨索里尼上臺后沒有挑戰金本位的現行體制，他在地緣政治上的初次冒險也在國際聯盟的警告下無果而終。最能體現戰后體系精髓的莫過于魏瑪德國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斯施特雷斯曼的轉變。這位戰時狂熱的擴張主義者，在戰后經歷深刻反思后成為新國際秩序最堅定的擁護者與魏瑪共和國的基石。這不是因為他突然變成了浪漫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冷靜的政治現實讓他意識到，在美國塑造的這個戰后體系內部追求德國的民族利益，是唯一理性和實際的做法。極端民族主義的狂熱與幻想除了帶來毀滅和混亂，不會有任何正面結果留下來。馬克斯·韋伯對戰爭終結的評論同樣可套用在施特雷斯曼身上，這位最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說：“如果我們秉性誠實，就會承認，德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美國要統治世界，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古代布匿戰爭結束后羅馬要統治世界一樣。”（摘自明克勒（《大戰》）

像施特雷斯曼和韋伯這樣理性冷靜的魏瑪政治家頂住政治壓力和暗殺的威脅，讓新生的共和國渡過一次次軍事政變、左翼暴動和經濟危機。他們的努力體現的是戰后德國的國內秩序與國際體系已經密不可分這一現實。作為戰后體系內部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戰者，德國才能在1930年前后在楊格計劃的助推下徹底擺脫戰敗的經濟陰影。可悲的是，在大蕭條傳導到歐洲這個巨大的“滔天洪水”面前，魏瑪共和國本身的壽命也所剩無幾。

《崩盤》，亞當·圖茲著，伍秋玉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6月。

洪水滔天：毀滅的教訓

按照圖茲的說法，對一件事物最大的肯定來自于其敵人的畏懼和重視。戰后新秩序的挑戰者們——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與斯大林的蘇聯——從未小瞧這一秩序的力量。不管是納粹德國的軍備重建計劃還是斯大林的頭兩個五年計劃，都把重工業發展和國防支出提高了前所未見的程度。一戰的經歷讓他們認識到要打破美國和英法所構造出的這座國際秩序的堡壘，舊中央同盟國與舊沙皇俄國的國家機器不足以完成任務。他們的預判驚人得正確——實際上，這正是圖茲第一部獲得廣泛贊譽的歷史專著《毀滅的報償》（The Wages of Destruction）所探討的主題。

在秩序的守護者一邊，美國人對行動自由的執著最終反過來打擊到了自身。在全球資本、政治、信息圍繞美國吞吐的，愈發緊密聯系的網絡中，盡力維持一種置身事外的表象會制造可怕的失衡。它讓美國這個秩序最大和最后的支柱在面對危機時缺乏思想上的準備和制度上的工具。發生在曼哈頓的股災不會留在華爾街，在華盛頓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1930年關稅法案》）會重創全球的貿易體系。人們對全球化時代“交互外部性”的理解將伴隨著慘痛的現實體驗。英國因英鎊無法繼續承壓而宣布脫離金本位，戰后秩序的第一道重大裂痕出現了。胡佛總統的干預來的太晚、太遲，已經不足以抵擋洪水的腳步。離岸平衡（offshore-balancing）和間接干預是早期工業化時代大英帝國的治理術，對一戰后的世界危機則是完全不敷用的工具。威爾遜的保守進步主義沒有趕上時代本身的進程，地獄之門終將打開。

這種揭示讓《滔天洪水》顯露出其底色：它是一本羅斯福時代“新政國家”的前傳，是關于面對激進的現實，人們必須訴諸更激進的現實主義的勸誡。美利堅民族和美利堅國家最終會探索出全新的霸權藝術，重塑其對內對外的自我想象。比威爾遜的進步主義國家更加強勢的總統行政權，比國際聯盟更有野心的國際制度網絡，將在大蕭條和二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考慮到圖茲不時自我標榜的左翼自由主義立場，《滔天洪水》故事的教訓結束在這里是再合適不過。

最后，本書原版出版于特朗普上臺與英國“脫歐”之前，但2016年以來美國內外政策中若干令人擔憂的傾向充斥著過去那段歷史的回響。只要隨時警惕借古鑒今固有的時代錯位風險，關心當下國際問題的讀者，同樣不妨從中批判性汲取教益與洞見。

撰文｜黃非

編輯｜李夏恩、李永博

校對｜李世輝

新華社北京1月24日電題：反恐精英是怎樣煉成的——走進武警部隊獵鷹突擊隊

王玉山、楊啟鵬、戎鵬飛

鷹，天空的霸主，天生的獵手。

在全國強者如林的反恐部隊中，武警部隊獵鷹突擊隊一如其名稱般凌厲——圓滿完成全國兩會、博鰲論壇等重大活動安保任務；8次參加世界軍警狙擊手競標賽，取得16項冠軍；4次參加國際特種兵比武，斬獲6枚金牌。

作為國家級反恐“拳頭”部隊，反恐精英是怎樣煉成的？近日，記者走進武警部隊獵鷹突擊隊，近距離感受其光榮與風采。

（小標題）向國際一流水平看齊

面對復雜多變的反恐形勢，如何練兵備戰，才能無愧于“反恐國家隊”的稱號？

對此，獵鷹突擊隊隊長米彥廣的回答是：“不斷向國際一流水平看齊。”

第21屆“中國武警十大忠誠衛士”、獵鷹突擊隊三大隊大隊長王占軍對首次參加世界軍警狙擊手競賽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

射擊距離從不湊整，每次射擊都需要射手對射擊距離進行測定；

射擊姿勢要求多樣，不僅有站、臥、坐、跪姿射擊，還要求射手倚靠土丘、矮墻、甚至垃圾桶進行；

情況設置復雜，為了模擬雨天，甚至動用灑水車在射手前方噴水；

……

“多次赴外參加比賽、執行任務，不僅開拓了眼界，也幫助、促進我們不斷創新訓法戰法。”王占軍說。

博采眾長，是為更貼近實戰。

今天，實戰化狙擊、“波佩爾”鋼板靶射擊訓練、“反降服搏擊”等一系列新型反恐特戰訓練課目正在獵鷹突擊隊落地開花。

記者在獵鷹突擊隊訓練場上看到，射擊隊員們正兩人成組，依托地形，相互利用身體充當支架進行狙擊練習——這是王占軍和他的戰友們準備攻克的下一個訓練難題：“協同射擊”。

（小標題）血性鑄就獵鷹之魂

沒有血性，就難以在獵鷹突擊隊立足。

多年來，獵鷹突擊隊隊員選拔一直堅持著近乎苛刻的要求——

在武警特警學院學習4年文化和軍事課，全程實行6%的淘汰率；畢業考核，隊員們要經歷“魔鬼周”超極限訓練:連續7晝夜每天18個小時、40多項軍事訓練，包括10公里奔襲、12小時扛圓木行軍、6公里負重涉水行軍等課目，最終能入選不超過3成。

一個個極限挑戰，讓獵鷹隊員充滿血性。

一次抓捕任務中，米彥廣在打破門窗突入時，右手被玻璃劃傷。不顧鮮血直流，他與室內歹徒近身搏斗，帶領戰斗小組一舉抓獲全部歹徒。

戰斗結束，米彥廣才感覺到受傷的手背像是扎進了一根木刺，他用手一撥，才發現是手被玻璃割破后裸露出來的肌腱。

不管是在戰場，還是在訓練場，獵鷹人的血性依舊。

海上泅渡訓練中，“旱鴨子”隊員張宇在一個月內硬是練成了隊里的“破浪手”。

“一個月的集訓不知道喝了多少海水，但只要一看到海灘上飄揚的隊旗，心中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張宇說。

（小標題）使命催征礪雄鷹

“聽跑操的步點聲，你就知道這支部隊不一般。”今年剛調任獵鷹突擊隊政治部主任的王繼飛說：在原單位體能考核數一數二的他，剛到獵鷹突擊隊時，第一次體能考核竟然排在末尾。

“及格不算數，良好剛起步，滿環看彈著。”過硬的軍事素質，靠的是刻苦訓練得來。

射擊尖兵王占軍為了練槍械拆裝，鉚在操場上一遍遍拆卸熟悉槍支，練瞄準，練精度，心得寫滿了5個筆記本…

記者在采訪時看到，即便是晚上自由活動時間，訓練館內依然燈火通明，許多隊員仍在館內加練。

“不僅隊員，每季度組織的‘魔鬼周’訓練，機關干部也要全員參加。”獵鷹突擊隊宣傳干事陳瀟赫，上季度參加“魔鬼周”拉練時，在腳趾甲磨掉后仍然堅持走完全程。

“戰旗在手，責任上肩，獵鷹突擊隊的每一名隊員都深知自己的職責使命。”獵鷹突擊隊政委張衛說，“我們一定把反恐利劍磨礪得更加鋒利，讓黨和人民放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