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今天要講的便是有此美譽的樂山大佛。其實嚴格的講，樂山大佛，還不能真正算是佛。因為這是一尊彌勒菩薩。而彌勒菩薩其實是未來佛，就是佛國釋迦摩尼之后的繼承佛。就是俗語的太子爺。這個具體，我在以前寫“兜率天宮”中已經寫過，也就不重復了。世人皆稱彌勒菩薩為彌勒佛。所以將樂山彌勒，稱為樂山大佛。

樂山大佛又叫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樂山市南岷江東岸凌云寺側，從唐代開元元年（713年）開始建造，經歷三代工匠的努力完成于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共經歷90年才完工。它高71米，大佛頭高14.7米，頭寬10米，發髻1051個，耳長6.7米，鼻和眉長5.6米，嘴巴和眼長3.3米，頸高3米，肩寬24米，手指長8.3米，從膝蓋到腳背28米，腳背寬9米。這些數據，我只是以文記之，今天我不講大佛閉眼和佛光事件。因為我沒有親眼目睹，不好述言。其實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巖石風化和天氣緣故罷了。至于剛剛年份的事，那純屬巧合，我可以斷定，一千多年來，這樣的閉眼，不知一回兩回，而也沒有見史書記載。也就是在千年中，閉眼老有，而大事件少，故而沒有記載。如果真是那么神奇。那千年中歷史事件不知有多少，但是為什么沒有記載。旅游多了，都知道只是噱頭而已。類似的菩薩顯靈事件九華山也有，普陀山也有，其他還有很多。我是信佛學之人，但是我不佛神，其實佛學是哲學，而信佛神就是迷信了。既然都到了現代文明了。我們更應該相信科學。故而我不寫這些旅游噱頭的事件。

游樂山大佛有兩條線路，一條是山路，一條是水路。山路就沿著大門口踏著石階往上，沿途有關于大佛的介紹，還有一些靈動的石刻。大約行到半山腰，便能清楚地看到青衣江、岷江、大渡河匯聚而成的平坦寬闊的江面，以及對岸的樂山城市。一路往山上而行，可以路過沿途兩座寺廟，有要前往參拜的，可以進去參拜，不參拜也無妨可以去看看。山頂處便是樂山大佛的頭頂，在這里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大佛的身高。

要觀大佛的細節，要從大佛身側的小路下山。可以近距離地觀察佛身，莊嚴肅穆地端坐著，手放在膝蓋上，光著腳，垂目看著腳下的江水。能夠清楚地看到大佛滿身的青苔，胸口處的石門，以及連年維修的痕跡。下山的過程中，還能看到石壁上雕刻的小佛像，有些特別小的，被風化得已經看不清五官了。需要注意的是有恐高癥的游客，盡量拉著扶手下去，不要看下面，畢竟是71米的垂直高度，垂直而下，沒有特別大的坡度減緩走勢。

水路觀佛就非常輕松了，不用上山，直接在渡口買一張船票，可以坐游輪沿著寬闊的江面前行，到大佛的正前方會停船拍照留念，完整地看到大佛的全貌。坐船還能看到另外一個景點，由于乘船離山體遠，可以看到旁邊的幾座山，連在一起像是一尊躺在江面上的佛，居民親切地叫臥佛。

在我乘船過程中，聽到一個趣聞“大佛洗腳，樂山洗澡”原來古時候的江面，波濤洶涌水深流急，過往行船經常被掀翻。因此在此山修行的海通禪師為了平息水患，發動大家修建大佛。修建過程中的土石落入江心，改變了原來的河床面貌，因此疏浚了河道，再也沒有行船傾覆發生。大佛也成了記錄水文的標尺，大佛的腳被水淹住的話，對岸地勢低洼的樂山市也會被江水浸泡了。

不管水路還陸路，看樂山大佛就是壯觀。大自然的美與古人智慧的結合，真是嘆為觀止。越千年矣！大佛斑駁的身軀見證了多少盛世榮辱，人世間的大件小事在他千瘡百孔中只是滄海一粟。佛爺威嚴高坐，微開眼中閱盡多少悲歡離合。他不會因為人間的苦難而閉眼，在這2020年瘟疫肆虐的時候，佛爺依然無聲無息，因為千百年中，他見證了多少瘟疫戰亂，我只會告訴我們，只有自渡，才可解脫。

上千年來，在與西方世界的對話中，茶葉始終是“東方文明”的代表。今天，中國茶業如何順應變化，走出規模和產量論英雄的歷史，進而創造新供給、新增長，探索新的發展模式？

在中國茶產業版圖上，浙江的規模和產量無法與許多省份相提并論，但論質量和效益卻名列前茅。以“十二五”以來的6年為例，浙江茶園總面積增長不到30萬畝，但一產產值卻增長了整整七成。

專家預判，由于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后工業化社會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將出現巨大變化：服務業快速發展，人口流動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一切傳統的價值評判、標準設定都將被重構，人們的需求更加多元，更加個性，也更注重符號世界的創建。

到了后工業化時代，我們如何構建茶葉生產與消費的引領能力？在這方面，浙江又能給予哪些啟迪？

向“結構”要效益，而不是向規模要增長

浙江是茶產業發展的風向標，尤其在茶業綜合競爭力方面，一直為人稱道。但浙江茶葉種植面積其實并不大，而且多年來一直保持穩定，六年時間只增加了30萬畝。

浙江資源比較匱乏，對擴大面積一直比較謹慎。改革開放后，取消統購統銷，茶葉發展歧路彷徨。由于比較效益下降，生產規模一度下滑，出現拋荒、棄采，甚至改種。不斷萎縮的茶產業，以及屢屢發生的賣茶難現象，讓浙江陷入思考：依靠數量解決不了問題，只有依靠產品的適銷對路，才能真正提高效益。

浙江省農業廳茶葉首席專家羅列萬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以前，浙江提出“穩定面積，提高單產，提高品質，提高效益”；此后變更為“穩定面積，提高品質，提高效益”，不僅沒有擴大規模，而且連“提高單產”也不再提起。“外延式的規模化高增長，不僅要付出環境資源成本，而且潛藏著‘賣茶難’的社會風險!”

因此，這么些年來，浙江從未在規模擴張上推波助瀾，而一些宜茶地區，如麗水出臺鼓勵性政策，也僅僅是區域性的作為，從全省層面來看，恰恰彌補了茶葉恢復性增長的需要，達到了總體上的供需平衡。更多的地方則鼓勵坡度高于25度，或者產能過低的茶園“退茶還林”。這也是全國性產大于銷，價格下降，甚至出現滯銷，但浙江茶葉“風景這邊獨好”，一路平穩健康發展的奧秘所在。

后工業化時代強調經濟、環境、自然協調發展，浙茶的成長與注重經濟、社會、政治同步前進的要求不謀而合。那么，浙江如何做到讓茶葉適銷對路呢？記者調查發現，主要做法是進行各種結構的調整。

首先是調整季節結構，提高春茶比重。浙江茶葉一年產三季，如果正常采摘，夏秋茶比重在六成以上。但因為春茶效益明顯高于夏秋茶，浙江從理念、技術配套等方面主動引導，調整季節結構，加大春茶比例。現在在浙江，春茶占60%，夏秋茶占40%。控制總產量，緩和產銷矛盾的同時，也提高了經濟效益。

其次是調整良種結構。無性系茶樹品質優、產量高、發芽整齊，非有性系品種可比。確立名優茶戰略后，浙江將龍井43、迎霜等11個品種列為重點推廣良種。

2001年，省政府再次出臺專項文件，加快茶樹良種改良。此后十年，浙江茶園良種率從12%直接提升到了62%。在全國的“良種率”排名，浙江也從倒數，一下子躥到了前三。

為了適應求新、求變、求個性、求特色的時代特征，在提高良種化的同時，浙江潛心研發特色珍稀品種。最為典型的有“白葉一號”、天臺黃茶、黃金芽等，個個風味獨特，個性十足。像口味鮮爽的安吉白茶，其主打品種“白葉一號”占到安吉茶園總面積的八成以上，每年當地還繁育近億株無性系良種茶苗，光白茶產業，就可為全縣農民人均增收6000元。

最后是調整機炒與手工的結構。現階段，無論從商品流通的要求來看，還是從人工成本日益抬升的困擾來說，機械化都是必由之路。浙江自2013年啟動標準化茶廠建設以來，已升級投產194條生產線，覆蓋全省48個縣，產值近15億元。由于實施“機器換人”，很好地保障了浙江茶產品的質量安全、標準化水平。但與此同時，浙江并不排斥手工炒制，那些有意為之的“非標”茶葉，往往個性鮮明，成為“皇冠上的明珠”。

大品牌固然誘人，“小而美”更加可行

后工業化時代，需求的重要變化就是從物質需求轉向非物質需求，繼而商品服務的文化要求與精神要求也越來越強。因此，企業所供給的商品或服務，不僅要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更要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

所有的農產品中，茶葉是最具文化性的產品。那么現階段，茶產業應該如何滿足消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的做法是通過創建品牌，增強茶葉的文化內涵。“在產品和市場的溝通中，品牌是唯一的橋梁和紐帶。消費者只有通過品牌，才能感知產品質量和信譽。”浙江省種植業管理局局長成燦土認為。

在品牌建設上，浙江可謂領風氣之先。首先，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一縣一品”，倡導在縣域層面進行茶葉品牌的整合；第二，最早創建區域公用品牌加企業品牌的“母子品牌”結構模式；第三，最早開展“十大名茶”評定，并舉辦各類茶事節慶活動，進行品牌推廣。

比照“立頓”，浙江能否同樣創建出此類馳名世界的大品牌？浙江人普遍認為，“立頓”固然值得學習和效仿，但這種工廠化、標準化統一生產的產品，屬于工業化時代的需求，適應的是快速消費需求。而中國茶葉由于地理、氣候、品種、工藝、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僅浙江全省就有48個茶葉主產區，每個地方的茶葉都各具特色，這正是品牌個性化、差異化定位所不可或缺的優勢。后工業化時代的消費一定是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立頓”的價值，只是作為諸多品牌形態中的一種。

中茶所副所長魯成銀、資深茶人阮浩耕等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普遍持此觀點。他們認為：“我們固然要有自己的‘立頓’，但也沒有必要削足適履。我們要研究學習的，應該是個性化特征的世界表達。”

2015年時，“千島湖茶”品牌創建中的爭議最能說明問題。突出“龍井”，還是主推“鳩坑”？行內人都知道，“龍井”的市場認可度較高，但“鳩坑”屬于建國后我國首批公布的“十大茶樹良種”，原產地就在淳安縣鳩坑鄉。在龍井43、烏牛早等早采品種的沖擊下，鳩坑茶面積日趨萎縮，但作為傳統老品種，其味濃香高，在種質資源上具有唯一性優勢。經過多次爭論，最終各方達成共識：多元消費時代，誰最具特色，誰就能夠占領細分市場。“鳩坑”終得上位。

如今，浙江茶葉品牌百花齊放、百舸爭流，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全省75個茶文化研究組織，長年專注茶品牌文化的挖掘。開化龍頂、大佛龍井、徑山茶、長興紫筍、莫干黃芽……幾乎每個品牌背后，都有獨特的歷史文脈和典故，以及各具風味的鮮明特色。許多茶品牌盡管規模不大、產量不高，但在消費者心中印象深刻，茶客也很愿意為自己認同的文化買單。

記者采訪發現，創建品牌過程中，浙江十分注重搭建唱戲的“舞臺”。從2006年起，浙江到各大城市舉辦浙江綠茶博覽會，前年鄭州，去年西寧，每年忙得不亦樂乎。還有實施“走出去”戰略，到全球主要茶葉消費城市搞推介，幫助企業拓寬銷售渠道。各縣級層面，幾乎每個主產地都有茶事節慶，有的是茶葉節，有的是斗茶節、開茶節，還有的舉辦茶商大會。通過各種文化活動，建立起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深層連結。

茶旅融合“新業態”，挖掘浙茶發展新動能

在“后工業社會理論”創立者貝爾看來，由于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量市區人口和企業將向郊區遷移，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三次產業的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服務業比重得到大幅度提高，甚至，商品生產經濟將變成服務經濟。貝爾的預測，在浙江茶產業發展中就得到印證。

在傳統觀念中，農業就是農業，好像跟工業、服務業并無多大關聯，即使是茶，從鮮葉到干茶，也只不過是簡單加工而已。但縱觀今天的浙江茶產業，以精深加工、休閑觀光為代表的三產融合新業態，正成為新的動能和增長點。

茶旅融合需要完備的基礎設施，而浙江在標準茶園建設上的持續投入，恰好為這一業態創造了良好條件。如今走進許多連片茶園，主干道、游步道、機耕道，一應俱全，一些茶山甚至還用上了噴滴灌和高效節水系統。數據顯示，到去年底，浙江八成茶園已覆蓋標準化技術，創建成功的標準茶園也超過了50萬畝。

松陽縣12萬多畝的茶園面積，盡管僅占全省的4%，但產值所占比例達到8%，畝均效益領跑浙江。近年來，該縣在主抓加工園區上，除了傳統的初制環節，將更多精力關注精深加工。目前，當地3家規模深加工企業和2家茶葉食品企業，已開發出像茶提取物、含茶食品、茶保健品等產品達20余個，年產值超4.6億元。

羅列萬告訴記者，盡管浙江在2010年才提出茶葉的精深加工，市場消費接受程度也有待提高，但總體來說，最近幾年，飲料用茶、提取用茶、綠茶粉及其他原料用茶等精深加工用茶生產顯著增加。到去年底，全省精深加工茶葉消耗量已達11.7萬噸，52家茶深加工企業，創造了將近20億元的產值。

如果說茶葉的精深加工方興未艾，那么，茶休閑、茶旅游、茶養生，以及茶體驗功能的拓展，在浙江則可謂轟轟烈烈。許多環境優美的茶園，一到周末或采茶季，成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農家樂、特色民宿等業態崛起，也讓過去茶葉“論斤賣”，轉變為“論杯賣”。

羊巖山，古以“山頂石壁有石影如羊”而命名，不過今天世人知曉此地，多緣于“江南第一勾青茶”。現在，整片1.4萬畝綿延起伏的茶山，是個綜合性茶文化主題樂園，由羊巖茶廠與臨海旅游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合股運營，投入近億元資金，挖掘出四個景區和數十個景點。去年，來茶園觀光體驗的人數就超過了10萬人，產生效益達1000多萬元。

抓住這一機遇，接下來，茶廠還準備創建茶韻特色小鎮，融合開發茶產業，打造茶產業中心、茶文化中心、養生休閑中心、科普教育中心，總投資預計達到30億元。記者了解到，目前在浙江，正處于建設階段的茶產業特色小鎮，就有西湖龍塢茶鎮、松陽茶鄉小鎮、磐安古茶場文化小鎮。

位于杭州西南的龍塢鎮，四周群山環繞，有1萬多畝茶園，是西湖龍井最大產區。未來3到5年內，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努力成為全國“茶產業、茶文化、茶生活”的集聚創新平臺。而在松陽縣，盡管茶香小鎮仍在建設中，但作為核心區域的大木山騎行茶園，已成功創建為4A級景區，每年舉辦多場重磅級騎行賽事，去年接待游客量有20多萬人。

相比特色小鎮，浙江所提出的現代特色農業強鎮，盡管規模上更小，但發展勢頭十分樂觀。根據去年浙江省政府出臺的關于促進茶產業傳承發展的指導意見，“十三五”期間，浙江將大力推進茶產業與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總部經濟與品牌會展融合發展，在全省茶葉主產區，引導建設一批茶莊園、茶博園和茶主題公園，計劃建成20個左右茶業特色強鎮。

在著名茶文化研究專家、浙江農林大學教授王旭烽看來，除了特色小鎮、茶業特色強鎮外，更具生命力、復制性的是一個個由茶場、茶企衍化而來的“微茶莊園”，它們簡單易學，且各具特色，未來將前景無限。記者采訪發現，實際上，這支螞蟻雄兵正日漸壯大，農忙季節之余，許多茶園開始利用基礎設施，把客人請進來，融入觀光、養生、餐飲、住宿等功能，還能帶動茶葉銷售，形成眾多“小圈層”。

今天浙江的茶產業，盡管在種植端，通過土地集約化和生產機械化，從業人數減少了50萬，但延伸到整條產業鏈，由于精深加工和服務業的拓展，總體從業人數不減反增。另一項非官方的統計則顯示，浙江茶業一產產值僅為155億元，但加上出口加工、精深加工、包裝文創、茶旅游、茶文化等，綜合產值超過了500億元。浙江預計，到2020年，整個茶葉全產業鏈產值有望突破1000億元。（記者蔣文龍 朱海洋）